葵鄉的兒子(上)

一九六七年的盛夏，我剛滿十九歲，是廣州三中高中二年級的學生。父親在廣州擁有一間私人肺科診所，在去年九月就和母親一起，被紅衛兵遣送回故鄉新會司前鴻鈞里了。

留在廣州的外婆、在廣州衛生院工作的哥哥和我，被派出所趕出居住的四層洋房，搬到附近一間沒有廁所、沒有水電的小木屋裡。當我得知中央文革小組在北京設立了上訴部門後，就夥同幾個同學衝車到達北京，把上訴書成功交到文革小組辦事員手裡。

返穗後，我立刻返鄉探望父母。別後一年，想不到父母過得挺好的，常有鄉親來找爸爸看病。父親不收鄉親們的診金，他們就帶些魚、豬肉、雞蛋、瓜果蔬菜等給父母。父親告訴我，他們剛回來時，村裡的治保主任強迫他們下田勞動，村裡德高望重的古巴歸國華僑春明伯立刻制止了。

春明伯快八十歲了，比父親大幾歲。晚飯後，父親帶我到春明伯家，只見大廳裡已坐了好幾個男人，他們很恭敬地讓座給父親，並要我講述到北京「告御狀」的整個過程，聽後皆大讚我是「花木蘭」。當我得知春明伯仍保存著不少線裝書時，向他借了一套「三國演義」。

回鄉後不久，我就學會了到村頭的小河挑水。一天清晨，當我把滿滿兩桶水挑進屋裡，輕輕放下到水缸旁邊時，只見爸爸正在給兩個半大的男女小孩看病，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按著那小男孩在長椅上，媽媽拿著探熱針插進他的肛門裡，男孩大呼小叫。另外一個坐在椅子上的大男孩，看到這樣的情景，偷偷地笑。

大男孩看上去和我年紀差不多，挺醒目的，看到我進屋放下水桶，立即從椅子上跳起來，一個箭步衝到水缸邊，不費吹灰之力就把兩桶水倒入水缸裡。我被他的舉動嚇了一跳，定睛一看，這大男孩長得挺好看的，高高大大，看上去不像一般的農村青年，而更像一個中學生。我趕緊說：「唔該（謝謝）。」他低著頭憨憨地笑。

爸爸給小女孩檢查完後，轉過頭來，望了望那中年男人後對我說：「他是春明伯姪女婿阿添。」然後又望著那大男孩，說：「他是阿添的大仔阿松。」父子倆都穿著短袖棉紗針織衫、西褲、黑色膠底皮鞋，看上去像是城裡人。我走上前去，叫了聲：「添哥！」他立刻豎起大拇指對我大加稱讚。

原來他們父子倆已在春明伯那兒聽過我的「英勇事蹟」。他問我生肖屬什麼，我告訴他屬鼠，他開心地說：「阿松也屬鼠，他好想聽你講上京告御狀的故事。」我對阿松說：「阿松，我倆到下廳坐吧。」他紅著臉不知如何稱呼我，我笑著說：「你就叫我阿鳳罷。」談話間，知道了他家的背景。

添哥家一共六口人，夫婦倆育有四個孩子，他家坐落在離鴻鈞里約五公里的一個村莊裡。阿松兩三歲時，父母去了香港，把他留下由祖母照顧。添哥到港後跟親戚學做裝修，幾年後就自立門戶了；去年嬤嬤過身，鄉下就只剩下阿松一個人了。阿松初中畢業後，就在故鄉耕田。

中秋節後的一天下午，聽到門口有停單車的聲音，只見阿松揹著一個書包走了進來。他從書包裡拿出一小鐵罐豬油遞給媽媽，說：「四叔婆，這是送給你的。」媽媽說：「這太金貴了，你還是留給自己吃吧。」他很誠懇地要媽媽收下，說：「我爸媽每次從香港回來，都會帶給我。」

他繼續說：「後天我會去新會城買些日用品，我可以載阿鳳去看。」我一聽，可開心了，早聽春明伯說過，新會城有很多好去處，尤其是圭峰山和玉台寺。剛好家裡的鬧鐘壞了，父母正想託人到會城買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