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結婚照

我的眼前，放著這一張珍貴的照片（見圖）。連我自己都難以置信，這是一九三七年的照片，距今已有八十六年。照片上，父母是那麼年輕幸福；父親英俊瀟灑，母親美麗溫柔，看上去是天造地和，珠聯璧合，郎才女貌，令人羨慕的一對。藏在我記憶深處父母點點滴滴的往事，如同電影一樣，一幕一幕在眼前浮現。

上世紀三○年代中葉，父親是剛從大學畢業的青年才俊，母親是來自浙江湖州的大家閨秀，他們在上海的結合，受到了所有親友的祝福。結婚後不久，抗戰爆發，他們隨著國民政府遷移到四川重慶。到重慶後不久，父親被公派出國，赴倫敦經濟學院留學，兩人只能分開。一九四○年，父親學成回國，在資源委員會任職，可謂是當時的菁英階層。

一九四九年，政權變更，父母親回到上海。父親更換了幾份工作後，於五○年代中期，到上海交通大學任教職。當時，經濟學作為一門極其重要的學科，並未受到重視，父親只能教一些他並不擅長的課程。更有甚者，他還被迫違心地寫文章，批判「資產階級」的經濟理論。

於此同時，母親在上海虹口區的澄衷中學找到一份語文教師的工作，並任班主任。從我的眼睛裡看去，母親與同學們的關係極其融洽。

我們家共有三個孩子，我是最小的一個。六○年代初，兄長們因為工作或上大學，都不在家中，我是家裡唯一的孩子，和父母的關係變得比較近。我記得父親忙於工作，對我不太管。半夜裡我從夢中醒來，經常看到父親在燈下奮筆疾書。

我當時也比較調皮，有一時期功課不太好，在升初中考試時，沒有考上重點中學。母親為督促我學習，也下了很大力氣，有一時期，她每天都要檢查我的作業。在此同時，母親還要管家務，照顧年邁的外婆，還要備課、上班，確實是很辛苦的。不過，她的努力也收到了成效，在升高中時，我考上了重點中學。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所有的正常秩序都被擾亂。父親和母親，在學校裡都被貼了大字報，父親被紅衛兵稱為「反動學術權威」，被在會議上批判鬥爭。到了一九六八年，情況變得更糟，父親因為「嚴重歷史問題」而被「隔離審查」，這意味著，他如同坐牢一樣，被關在學校裡，不准回家。

兩星期後，我和母親獲准去探望他，幾天不見，他像變了一個人一樣，精神萎靡不振，他的眼神裡，充滿了痛苦與絕望。看著父親的處境，我的眼淚頓時湧出。但是，我看到母親強忍住淚花，緊緊抓住父親的手，以幽怨但鼓勵的眼神凝視著父親。我知道母親不敢隨便說話，因為說錯，會給父親帶來更多的麻煩。

然而，此時無聲勝有聲，我覺得，母親柔軟的、溫暖的手，眼神傳遞的信息，給父親帶來了支撐下去的精神力量。兩個月後，因為父親沒有「交代」任何「罪行」，又沒有確切的證據，終被釋放回家。我從心底深深感到，父親是在母親的鼓勵下，熬過了這一段常人難以忍受的劫難。

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了，父親被安排到復旦大學任教，恢復了他的尊嚴。母親已經到了退休年齡，但她不甘閒居在家，成為虹口區成人補習夜校的負責人。那時，我也回到上海，看到父母親能發揮自己所長，感到高興。同時，我也覺得要像父親那樣，留學國外，於是，從零開始學習英語。在學英語的過程中，也經常得到父親的指點，他還經常談起他當年留學英國的情景。

一九八六年，我終於走上了赴美留學之路。我離家的那一天，父親抓住我的手，久久不肯放，眼神中充滿關懷與希望，母親則將我的頭髮梳理整齊。我知道父母對我的期待，當場表示要在美國排除困難，取得學位。

一九九七年，我在離上海十一年後，又回到了家，可惜的是，父親因心臟病，在住院治療。我到醫院探望過父親數次，他知道我在美國取得了學位，找到了工作，非常高興。我則鼓勵他早日把病養好，來美國一遊，他聽得笑逐顏開，連連點頭。可是，願望與現實往往有距離。那年，我回到美國才一個月，就收到父親因心臟病去世的噩耗。

一九九八年，母親隻身一人來美探親，她看到我們夫妻兩人都找到工作，女兒學習也很優秀，非常欣慰，我們也陪她在美國的各處景點轉轉。一天，她鄭重地拿出一張照片給我，就是這張結婚照。我知道她的想法，她希望在她百年後，我們能記住她和父親。我當即表示，一定保管好這張照片。

母親於二○○五年駕鶴西去，與父親在天堂團圓。時至今日，我看著這張八十六年前的照片，仍有種無比的親切感，感覺父母似乎從天堂飄然而來，手捧鮮花，走到我面前，微笑著祝我和家人平安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