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亦師亦友

我和馬禎群先生相識於上世紀六○年代末期。此前，我的朋友余保全對我說過，他被拘留於荻海收容所期間，和一位正直、善良的難友成為朋友，他叫馬楨群。收容所是準監獄，進去的人無不吃盡苦頭，自顧不暇，誰還顧得上別人？可是這位長者樂於助人，鼓勵年輕人不要喪氣，久了，彼此成為至交。我聽了，對這位先生也十分傾慕。

後來果然有了機緣。那是一九六八年，我作為城鎮知青下放農村後，認識了赤水公社的知青馬小菲，她也是三埠鎮來的，兩人成為無所不談的朋友。有一次，小菲邀我去她家所在的牛鷹尾村作客，我欣然前往，在小菲的祖居遇到馬先生，原來他是小菲的父親，驚喜難以言狀！那一天，馬先生熱情地接待我，兩人輪流抽水菸筒，一邊含雲吐霧，一邊聊天。馬先生和藹可親，知識淵博，背誦唐詩宋詞，解析人生哲理，我聽得如癡如醉。

原來，馬先生和我同是天涯淪落人。他出身世家，祖上是四鄉赫赫有名的鄉紳，村裡有大宅、良田，他父親在白沙鎮開金鋪和米鋪，土改時家庭成分被畫為「工商業地主」。解放後，他考進銀行系統，因文藝方面的表現出色，被委任為財貿系統的宣傳幹部，後來調往縣總工會專責宣傳。再後來，在郁南縣出任縣粵劇團團長。文革中，他雖然有妹妹解放前加入地下黨，後來進入東江縱隊，也難逃劫難，遭清洗回鄉，曾被囚於拘留所。

我比他年輕二十多歲，家庭出身也屬「黑七類」，小學畢業後被剝奪讀中學的權利，大哥曾運用關係，送我去湖南湘潭市一所「黑市中學」就讀。文革中所有學校停課，我只好回到廣東，四處流浪，在建築工地當雜工。一九六八年，在出生地三埠鎮當無業遊民，自然逃不過下鄉潮。

和馬先生見了幾次面後，兩人結為肝膽相照的忘年交。我每次從村中回到三埠的家，一定向小菲打聽她爸爸從村裡回來沒有，如果已回來，必去他家與他談天說地。

黯淡歲月，馬先生身為賤民，自身難保，加上擔憂兒女的出路，身體愈來愈差，常常生病。為了去鎮上的醫院看門診，他回到三埠鎮，我怕他獨居出事，把他接到自己的家住下。

馬先生下鄉前，在鎮上和余鴻樂老伯是鄰居，交情深厚。我家住在新華老街時，離余老伯的住處也很近。余老伯是加拿大歸僑，我家的世交，他解放前經商，還在我父親擔任校長的和週小學當校董，我父親在世時過從甚密。余老伯和馬先生意氣相投，文革浩劫中一起經受磨難，兩人常常在我家聚首，親切交談。

那年代，我在村裡出勤，工分不值錢，前途更無望，決心鋌而走險，我和幾名在鄉村回流廣州的知青秘密串聯，一起偷渡。我在廣州住下，每天在珠江游泳，鍛鍊水性。準備停當後開始行動，當務之急是弄到一張前往邊境的證明。我們從藥店買了雙氧水，帶回家，放在鍋裡燒開，再把用過的證明放進去漂洗，使字跡完全消失，只留下鉛印字及印鑑，證明晾乾後，重新按需要寫。此外，還準備好乾糧、簡易救生圈。

一行人即將出發，在街頭邂逅馬先生。原來他來這裡探親，住在中山四路搾粉街，離我所住的教育路並不遠，相約在中山五路的惠如樓飲茶，後來我還好幾次去搾粉街造訪他。我坦率地把偷渡的計畫見告，他不但不予阻攔，反而多方鼓勵，和我一起對著地圖分析路況，教我在途中如何應對突發事件。他閱歷豐富，思慮周全，教我獲益不小。可惜出師不利，偷渡失手，那是後話。

有一次，我在馬先生的住處，他對我說，想不想去見楊達？楊達，我聞名久矣，他是開平人，早年默默無聞。馬先生在楊居住的赤坎鎮當宣傳幹部時，楊達是鎮宣傳隊的普通一員，馬先生獨具隻眼，發現楊達的表演天分，把他推薦給省曲藝團。此時楊達已在曲藝團上班，但未成名，他熱情地接待馬先生這位「伯樂」。數年以後，楊達成為名滿嶺南的傑出相聲演員。

一九七四年，當局的僑務政策有所鬆動，申請出港有可能獲准，我向赤水公社遞交了表格，出乎意料地被批准了。我回到三埠鎮辦理通行證，不料管區一主任得悉，向縣出入境辦事處舉報，說我的家庭屬「階級敵人」，誰放我出去，誰就犯立場錯誤。出入境辦事處把批准書收回，我遭這一毀滅性的打擊，無法接受，病倒了。

禍不單行，一天，馬先生的大兒子卓炎突然到我家，在病床前告訴我，馬先生已離世。晴天霹靂！我欲哭無淚，自己病體支離，無法前去弔唁、參加葬禮，傷心之極。

一九七六年，我和小菲被招工回城，兩人從知心朋友變為戀人，於一九七九年結婚，這一喜訊只能去岳父大人的墓前報告。老話說，婿半子，馬先生就是父親的替身，他的關愛和教誨我銘記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