郵局、郵筒和郵差

古有郵驛，今則都賴郵電系統，中國還曾設過郵電部。對小民而言，郵電部門的最基層莫過於郵局，它提供的最基本服務當是充當遞信傳書的柳毅。

我小時家住上海南京路後一條小馬路，辦郵寄事務的最近處所是南京路上的人民公園郵局，它與人民公園和上海圖書館對門相望。郵局的顯著標誌是它的綠色外牆，門外路邊擺放一個一人高的綠色圓形郵筒。這郵局面積狹窄，但內有郵票出售和信件、包裹郵寄專櫃。它面向南京路的一面開有窗口，人們可在路邊排隊由窗口購買當天報紙。

由於上海圖書館的外牆上設有一長串裝有玻璃鏡框的報欄，每天都張貼當天的人民日報等報刊，我一般都借光報欄閱報，省卻了買報費用。但我每周六下午必去郵局窗口，購買由上海人民廣播電台出版的「每周廣播」小開面報紙，只兩分錢一份，刊登的是下周的全部廣播節目預告。

那時百姓家中都無電視機，收聽廣播節目是普通人文化娛樂生活簡單可行又不可短缺的環節。我們兄弟都喜歡聽滑稽節目，是滑稽大王姚慕雙與周柏春的鐵桿粉絲；而大姊癡迷越劇和滬劇，言必稱袁雪芬和丁是蛾。所以我一買到廣播報後大家馬上仔細閱讀，各自把傾心的節目用鉛筆認真勾畫出來，唯恐屆時忘記收聽。

距我家百步遠的鳳陽路菜場門口也有個綠色郵筒，投寄信件乃舉手之勞。小學兩年級時我被評為三好學生，得到一張印有飄揚紅旗的獎狀，興奮莫名。幼稚的我突發奇想，把獎狀放入一個信封，貼上郵票投入郵筒，一心要給在北京的毛主席報喜。我當日跟姊姊說了，她認為不妥，因為煩忙的毛主席不可能收到，而我卻會失去獎狀紀錄。我聽後心生反悔，就跑去郵筒前等候郵遞員來開筒。我結結巴巴地說明原委，通情達理的郵遞員居然讓我取回了原信，而此一蠢事卻讓我銘記終生。

滬人習慣把郵遞員稱作郵差，也許因他們拿的是官餉。但郵差並非美差，他們全靠一輛綠色自行車穿弄走巷送信件，一個帆布郵包就掛在車龍頭上，像「賣報歌」所唱：「颳風下雨也滿街跑」，甚至星期天也要為訂報的客戶派送報紙。

我們七號門檔裡住有八戶人家，大家合用後門口一個木製信箱，郵差到後各取己信，偶爾拿錯了便敲門更換。記得我一九六四年夏天小學畢業後考中學，考完後我每天在弄堂裡乘涼，翹首等候郵遞員的自行車鈴響。等真的收到被第一志願上海中學錄取的通知後，我欣喜若狂，大有范進中舉之態。

上世紀六○年代網路還屬神話，欲與外地親人即刻聯繫的唯一方法是拍發電報，且須親自到位於外灘的電報大樓承辦，一般郵局均不受理。電報按字收費，每字三分，故必須言簡意賅，書寫諸如「病危速歸」之類套語。誰家如收到電報，電報大樓會派出騎摩托車的郵遞員遞送，以示緊急。

我哥哥是遠洋輪上的電機員，每次休假在家一個月左右，公司必打電報催他上船。那時私人摩托車還未成形，故每次弄堂裡一響起摩托車的噗噗聲，全弄堂的人立刻知曉我哥哥該披掛出征了。

讀大學時我喜歡舞文弄墨，課餘時常給解放日報的「街談巷議」欄目呈寄有感而發的豆腐乾文章，一經採用，報社會給我郵寄三到四元的稿費作潤筆，其實皆成我買零食堵饞嘴的口袋資金。那時尚無私人支票帳及支付寶之類理財工具，報社通常把稿費以匯單形式寄到人民公園郵局，我再根據郵局通知，憑工作證去那領取現金，還要加蓋我的私章。

有趣的是，我從小到大所有平信郵資都是本地四分，外地八分，好像從未調漲過。我找到一份一九七八年收到的恢復高考後的成績單（下圖），不過是一張脆弱泛黃薄紙，其上郵票面值僅為一分半，應是大宗印刷品之故。那時報紙的國慶社論老說中國物價長期穩定，光憑郵資一條就足證。

後來我考取復旦大學選派的出國研究生，所有向美國大學申請和聯繫信件，都只需交給學校師資科就可一切包辦，不知節省了我多少郵費。試想，每個申請人都需普遍撒網，到眾多學校用敲門磚試碰運氣，而且每信都需附加成績單和擔保信等，都是超重的國際信件，若是自費生必是一筆可觀開支。

來美後，我方知美國的郵資不分本埠外地，俱為同價，而且郵資從我剛入境時的二十美分，一直漲到今日的七十多美分，國際信件自然索價更高。令我欣慰的是，我和家人間的中美通信從未遺失過一封，似可證明兩國郵政系統的可靠和值得信賴。

尤讓人高興的是，如今我們都有了電子郵件，一打開電腦就會聽到「你有郵件」的聲音，手寫筆抄的「抵萬金」家書似已成遙遠的記憶，無疑幫助郵差們釋解了重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