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來的病(上)

我姊姊常說，老年人的疾病就像加法一樣，陸續增加，是很難做成減法的。我現在年紀大了，也深刻感受到了這句話的真實性。但我樂觀些，相比有些人沒有老的機會，就離世了，那麼能老，就是一種福氣。沒有幾個老人是沒病的，有病就治唄，長壽的老人，身上沒病嗎？

病對老人而言，都是被動染上的，而我有個病，卻是自己求來的。

一九七六年初夏，那時我年輕，心裡充滿了對命運的不滿，因六年無法上大學的折磨，我內心痛苦不堪。為了逃避這種深重的痛苦，我竟然心中默默祈求，希望能得一場大病，將精神上的痛苦轉移到肉體上。

事情發生在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八年，我在黑龍江軍墾被「上山下鄉」九年多間。期間我在連隊做過一個階段的文書，所以我清楚地了解，連裡不少北京高幹子弟都「失蹤」了。中國是嚴格的戶口制，但他們不需要轉移戶口，就能跑去部隊後門當兵；而平民子女只能熬著，不知道猴年馬月可以回去故鄉。

不過從一九七二年開始，平民子女也有一條出路了：部分高校小範圍地開始招生了。當時我所在的二十三連，突然一位上海老鄉，平時表現非常普通，而且性格孤僻，也不見他跟領導有什麼關係，或許他家庭有什麼關係，就被悄悄招走，到上海機械學院去讀大學了。我們為他送行，內心的羡慕不言而喻，盼望著自己的活路能夠早日來到。

在連隊，我的外號是「大學生」，因為我是文書兼報導組長，是連隊的秀才。諸如寫批判稿、辦黑板報，乃至連隊死了人寫悼詞，都是我執筆，甚至包括連長與指導員在連隊大會上的發言稿，都由我寫；顯而易見，我是全連公認最有資格上大學的知青。然而，從一九七三年開始，每年每個連隊都有公開的大學招生名額了，我這個「大學生」年年報名，卻年年落空，大學名額基本都被與領導有私人關係的知青占去了。

尤其值得一提的一九七三年，所有下鄉兩至三年的知青，都可報名透過文化考試上大學。文科開卷考三科，政治與數學，考生自帶資料、書籍，找到答案就可以照抄，最難的是作文。當年黑龍江省高考作文題目是寫一個人，我寫的是兵團號召學習紮根農村幹革命的好榜樣馮繼芳，一個哈爾濱知青，我熟悉她的事蹟，而且作為連隊報導組長，我有一定的寫作能力。我洋洋灑灑寫了好幾頁紙，一次次向監考老師要空白卷子，引來教室內絕大多數咬筆苦思考生的羨慕目光。

我自認上大學是鐵板釘釘了，結果被投機分子的遼寧考生張鐵生破壞了。他參加了考試，考不好，就在試卷後面寫信，抨擊大學考試是奉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最後，他被封為「白卷英雄」，於是考試作廢，實行群眾推薦制。

然而我們連並未經過群眾，「推薦」了兩個天津知青。一個是副指導員去了清華大學，小道消息是她與連隊主要領導關係不好，就以上大學的機會把她請走；另個是與領導關係好的當炊事員的天津男知青。我的願望徹底泡湯。

連隊群眾不滿議論頗多，於是天津知青周錦、哈爾濱知青徐美鳳和上海知青的我，寫信向省招生部門反映推薦不公的情況。後來省招辦雖也派員下來進行調查，但最終卻是不了了之。

由於我把連隊報導工作搞得有聲有色，一九七四年我被點名調到營部報導組。

一九七五年夏天，大學推薦工作展開時，作為小有名氣的新聞報導員，我是被推薦了，但票數不如營部出納，一個北京知青，她每月給營部機關發工資，所以機關裡認識她的人多。而我的工作範圍僅限於團部宣傳處以及下屬各連的報導圈內，在營部機關人脈上缺少「土壤」，因而又遭「滑鐵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