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美求醫記

我的一生像候鳥一樣，候鳥因氣候的轉換而遷徙，我則因求學、工作而遷移；候鳥每年一次南北來回，我則幾乎每十二年換地點或換工作。

一九七一年秋天，我第一次離開故鄉台灣來美國留學，在肯塔基工作並買房，一住十二年。一九八三年初，帶著家人離開美國，遠赴印尼東爪哇為一家華裔公司工作，在泗水一住十二年。一九九五年夏天，公司爲了發展國際業務，派我到新加坡述職，退休後，我旅居新加坡。

我有三個女兒，大女兒住在亞利桑那，二女兒住在華盛頓特區，三女兒住在西雅圖。二○二○年，應女兒們的要求，在華府二女兒家附近，買了一間平房以便養老。但礙於新冠疫情，直到二○二二年秋天才成行。

經歷繁瑣的搬家歷程，顛沛流離的我才感受到賀知章寫的「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四十年前離美的我是壯年，如今回美的我已是「鬢毛衰」。

我在美國工作時，參與「社會安全基金」（SSA），六十五歲後可享受醫藥保險，但此社保僅負責百分之八十的醫藥費，所以抵美後的第一件要事是辦理「醫藥外加保險」（Supplemental Insurance）。外加保險有許多種，斟酌再三，我買了承擔最高額保險的Plan G。

第一年回美國過聖誕節，全家人決定在亞利桑那的大女兒家團聚。大女兒是「梅優大診所」（Mayo Clinic） 的腫瘤科醫生，因爲我在菸草業工作了三十年，她堅持我做肺部掃描。掃描結果出來，左肺竟有1 x 1.9公分的腫瘤，她即刻送我到醫院，安排做「達文西手術」切除癌細胞。

手術前與醫生會面，我告訴醫生：「自己的身體並無異樣。」她說：「這是你不幸中之大幸，如果你覺得有異樣，就不是來看我，而是看電療或化療的醫生了。」原來肺癌的可怕是初期很難覺察，如果我一直住在新加坡，大概就不會去做掃描，一有癥狀，就是二期或末期了。

真是霉運當頭，與醫生訂好了清晨五點開第一刀，竟在手術前的體檢中發現染了新冠病毒，醫生只好在預定手術的前九小時，緊急打電話通知手術取消。雖已是染疫後期，依照醫院規定，手術必須延後十天。

好不容易等到手術當天，我早上八點進醫院，預定九點開刀，卻因爲前一位病人有突發狀況，讓我在準備室苦等到下午五點才進開刀房。手術大約花了四小時，醒來後我被移入個人加護病房。

「梅優大診所」是美國數一數二的醫院，以醫學研究及服務病人而聞名，加護病房的設備新穎，醫護人員均受過嚴格訓練，每三小時就要量體溫、量血壓，飯後測血糖高低。

我因肺部動了手術，胸腔插了一條管子以方便排出血水，在沒拿掉管子之前，行動都需要護士在旁。女兒瞭解護士的辛苦，來探望我時，特意買了一大包巧克力感謝她們。託老天之福，在護士們細心的照顧下，我三天後就順利出院，三個禮拜後就搭機回華府。之後，女兒安排了一位在喬治城醫院（Georgetown Medical）的肺癌專科，替我做後續的診治。

手術後的一、兩個月，我陸續收到醫院寄來的帳單，總共將近二十萬美元。幸好我買了外加醫藥保險，不用自己再掏腰包付手術費及住院費。比起台灣與新加坡，美國的「預防性醫療」的確是挺進步的，但費用很驚人，難怪在美國找工作的人，除了要比較薪水的高低，還要看公司給付的保險福利。

照顧好自己的健康，如今我像一隻飛遍世界各地、嘗盡世間冷暖的候鳥，盼望著回到女兒們身旁，是享受含飴弄孫、天倫之樂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