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姊

如果說香港這個城市總令我記掛，我想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我有一個移居香港幾十年的親姊姊在那裡。

家姊是我們六兄妹中的老大，一個積極上進的人。可能我自小學習成績比較好，屢屢被選為班裡的骨幹，中學畢業參加工作後仍然堅持讀完大學，是眾兄妹中唯一讀完大學的，在職場中也不斷進步，還常常有署名文章見諸於報刋，這些她都比較在意，所以對我這個二弟一直關愛有加。

最早有這個感覺是在我讀高中時，我們按學校安排到城市幾十公里外的農村建分校，主要任務的打泥磚，一去三個月。分校勞動強度大、伙食油水少，飯後很快便飢腸轆轆。我知道父母的收入已不足以支持家中日常開支，不可能給我們充飢的零用錢，便寫一封信給已到了農村插隊的姊姊，問她可否寄幾元錢給我好到附近村裡的米粉加工店買點鹽水撈粉充飢。沒過幾天，我就接到她寄來的五元錢。

現在想來，我的去信伸手要錢有點不懂事，不瞭解身處農村插隊的她每天下田勞作，除了分得一些口糧，是不會有多少現金到手的。五元可能是她耗費一個多月的勞動所得了！

她赴香港定居初期，我曾經幾次到港探訪她，知道我們希望逛街購物，她一定要親自帶我們一間一間商場逛。有幾次買了很多東西，她幫我在商場門口看管、坐等我們繼續逛，呆呆的一等就是一兩個小時，令我們夫妻倆感動不已。

每次從香港回廣州，她一如既往地攜帶許多食品、用品、衣服給我們。知道我及太太喜歡吃香港鏡記蝦子麵，更是她每次必買必送我的。她信佛，在港經常去黃大仙拜謁，她說每次去都會請菩薩保佑我們一家平安。我知道她是由衷的。

她就是這樣默默的牽掛、祝福、關愛於我。

家姊是1949年生，從讀書與就業角度說，她可以說生不逢時。在小學升中學的1962年，適逢升中學生多招生數量很少，她只能入讀教學質量不高的廣播學校。1965年初中畢業卻遇城市就業困難，又只能學紮根農村的典型燕子畢業後去農村插隊落戶。那時大規模上山下鄉浪潮尚未開始。

她插隊的東莞鳳崗鄰近香港，六十年代初的三年經濟困難仍未得到多少改善，當地農村青年及插隊知青大量偷渡香港。家姊幾次三番偷渡不成，被辦了幾次「學習班」。回城後與已赴港的知青結婚，又等了七年女兒也要入學了，才獲准單程移民香港。整個青春就是在這樣的坎坷蹉跎中度過的。

好在1980年代末，夫妻終獲團聚於香港，她到港後一方面養育女兒一方面努力拚搏，現在，雖然不能算很富足，但生活安定，下一代在港獲得了較好的教育，入職社會後也有了較好的發展。現在終於可以安享晚年。

因她對我的特別關愛，也因為我對她大半生所經歷的曲折心有戚戚 ，雖不習慣把牽掛祝福掛在嘴邊，她又何曾不是我的最牽掛呢？尤其是父母近年以近九十或九十有加高齡離開了我們後，她就是我們家的最年長的人。

這也是我近年每年往返於廣州至北美時，都選擇在香港停留一兩天再回廣州的原因。我要在香港與她見面，相聚吃飯聊天，彼此問候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