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客談／南轅北轍的保釋改革

一位居民日前向富爾頓街一家漢堡王餐廳提起訴訟，指控該餐廳縱容毒品交易。儘管警方努力打擊這些毒販，但卻終是竹籃打水——因保釋改革，嫌疑人往往一天就被釋放候審。在社區安全都無法保障的情況下，打著「保護弱勢群體」的保釋改革，似乎已是南轅北轍。

從前陣子的地鐵襲擊大提琴手一案，再到長島發生的分屍事件，嫌疑人皆因保釋制度而被釋放。保釋制度基於一個基本的考量：有罪之前，皆為無罪，而無罪之人理應有自由之身。然而在實際操作中，保釋制度卻濫用成災，使得立法部門不得不收緊了保釋的繩索，直到2015年布勞德的悲劇發生，紐約保釋制度才迎來重要轉折點。

布勞德(Kalief Browder)十幾歲時因盜竊被拘留，因其家人無法支付3000元的保釋金，他被單獨監禁了三年之久。2015年，在被釋放兩年後，他因抑鬱而自殺。進步派人士認為，保釋制度難辭其咎，並稱保釋制度往往只會影響到少數族裔和低收入人群。要真正減少犯罪，需要關注住房、醫療、工資福利等根本性問題，而不是僅僅依靠過度警務(over-policing)。

在抱著維護社會公平的初衷下，2019年的刑事司法改革，限制了法官設定保釋金的自由度，對大多數輕罪和非暴力重罪，都取消了金錢保釋，導致許多被控犯罪的人，在案件審理期間釋放。然而，這種改革的後果，卻是頻繁發生的犯罪事件和公眾安全的嚴重威脅。保釋制度的寬鬆，使得許多慣犯有恃無恐，多次挑戰法律底線。

保釋制度的改革，固然出於對弱勢群體的關懷，但同時也對公共安全造成了威脅。法條不應是單純的政治立場或情緒化的反應。在尋找安全與公平的平衡點時，保釋制度也許應該更多依靠實證的研究。無論是保守派還是進步派，相信大家都會同意，保釋並不是目的，而是追求公共安全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