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MA杜琪峯回顧展 談40年導演生涯

作為華人的文化標誌，香港電影繁榮時一年可產數百部，不僅成為多代人的記憶，也撫慰了移民的思鄉情感。在當年，眾多導演拍出有別傳統、具有個人風格的作品，開創了獨特的探索之路，其中包括杜琪峯(Johnnie To)。

為回顧其生涯，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舉辦「混亂與秩序：杜琪峯之道」(Chaos and Order: The Way of Johnnie To)回顧展，放映由其導演的24部電影，時間橫跨近30年，包括「放逐」、「槍火」和「黑社會」等代表作。杜琪峯在當中融入獨特的編排、敘事及空間運用，令觀眾在混亂場景中也能感受到秩序與和諧。

拍片熱情未減 和電影難分開

杜琪峯近日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儘管被稱為全面回顧，但未能算作他導演生涯的定論，因為自己仍有拍電影的熱情，且「和電影好難分開」。40餘年導演約70部電影的他坦言，近五年未有新作，原因基於香港環境的轉變，而自己的思維還未能消化這一過程。

他說，自我審查如今已難以避免。港區「國安法」實施後，政府修訂「電影檢查條例」、引入國安審查。在去年柏林影展(Berlinale)，杜琪峯作為主競賽評審表示，「電影永遠在前鋒位置，如果有極權、人民失去自由時，電影通常首當其衝，很多地方都會這樣，(政府)一定先移除當地的文化。而電影是直接進入觀眾內心的，所以獨裁者通常對付的一定是電影」。

杜琪峯承認此番話對自己有所影響，但仍不知如「炸彈」般的紅線在何處。他說，「作為一個對香港有感情、熱愛這城市的人，我始終覺得現在的環境之差。」雖然不斷有人提醒他小心說話，但杜琪峯相信，好的作品必須是真情和真心的表達，若導演心存顧忌便不是好的氛圍。

投資方縮手 新導演難以發展

儘管香港電影自上世紀末逐漸式微，杜琪峯認為當時的困難和當今不可共論。他說，現今許多新導演難以發展，且無法獲得足夠投資，因資方更願考慮擴大市場，導致新人難有續作。日益萎縮的環境下，杜琪峯也在2010年開始「北上」內地指導和拍片，但票房遠不及其他名導，被指水土不服。

杜琪峯表示，自己更了解香港的環境及文化，因此難以平衡內地和本土觀眾的喜好。他還說，在接觸內地行業的文化後，發現「很多東西我不同意」，不僅沒有表達的自由度，有時甚至不知為誰而拍。事實上，在1986年，杜琪峯就化名杜牧北上執導了豫劇電影「七奶奶」。

他回憶說，當年所遇同行「是老實的」，並願不求回報地提供幫助，如今「人們太聰明、手段太多」，令自己僅是處理人際和制度就感到疲憊。杜琪峯表示，如今在審查和資方影響下，創作內容已不是重點，重要的是「上面」的想法。

杜琪峯以港式茶餐廳為例，表示電影應是生活場景的展現，但也嘆於城市現已「靜了下來」，就連晚上9時的旺角和尖沙咀也不見往日熱鬧。他說，文化倒退和經濟民生不振已是事實，但連政府都在「說大話」，實則水靜河飛。「廟街的形成是因為生活，而不是突然整出一條街就行了」。

創立銀河映像 原創作品吸睛

杜琪峯的生涯始於TVB，後在1996年和搭檔韋家輝創立「銀河映像」，在人才流失的低潮期製作符合個人願景的電影，成為時代符號。杜琪峯在財務和時間有限、甚至沒有劇本的情況下拍攝，創作了一系列頗具原創性的作品。當銀河標誌出現在MoMA影廳，全場觀眾瞬間報以歡呼。

杜琪峯表示，自己拍攝哲學很大程度受韋家輝影響，且很多靈感來源於片場中的邊拍邊想，確保了銀河就是原創。雖曾在17歲輟學，但他在成長中接觸大量台灣、日本和歐洲電影，深受導演胡金銓、宋存壽、黑澤明(Akira Kurosawa)、梅維爾(Jean-Pierre Melville)和森畢京柏(Sam Peckinpah)等人影響。

除了多層次敘事結構，杜琪峯另一特點是捕捉時代情緒，香港回歸的元素也多次在作品中出現。雖仍未退休，但69歲的他表示，「如果不是我喜歡的電影，我不會再拍」。杜琪峯說，自己一直在尋找一部「快樂的電影」，也情願離開香港去一個「適合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