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帽子小學／《被中斷學業的一代》系列之一

我大步流星走著，忽見前邊橋上有四個美女，虧我有火眼金睛，認出她們是我數十年前的學生；名師出高徒，美女們的記性也不賴，齊聲叫出了我的名字。

陸愛莉揮手向我招呼：「老師，你認識這座橋嗎？這是上川路橋，橋下是浦東運河，兩旁是上川公路。」孫康妹指橋下的流水，對我說：「老師，這浦東運河的開挖工程，我也參加了！大清早就拿起扁擔、畚箕，趕來工地幹活。」秦慧珍嘆了口氣：「老師，周圍的一切變化真快，我們原先的學校也變沒了！」馮建英扔來一句：「連我們的老師也不見了，你飛去了美國。」

有意思的是，這座橋離原先她們念書的學校很近，走二十分鐘就到了。記得一九七零年夏天，我去上海市川沙縣教育局拿了調令，前往龔路公社報到。

管教育的那個主任慢吞吞在辦公桌上寫了一個「費」字，問我怎麼念，我答道：「這個字，上海話念肥。」他點了點頭：「許多人念成非，只有你念對了。你就去朱校長那個學校吧，老朱嚷著要一個大學生。你沿著門外的河一直走，就會找到那個學校。」

我告別了「肥主任」，半個小時後見到了瘦瘦的朱校長。奇怪的是，學校裡沒有校牌，也沒有校長室。朱校長握了握我的手，用半截粉筆在泛白的黑板上寫下「新光五七學校」六個大字，然後慢慢地解釋：「新光」是當地的地名，「五七」是「五七指示」，大意是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學校」一詞兼顧小學和中學，即小學附設初中班。

朱校長拍了拍我的肩，自豪地說：「這是一種新型的學校，也稱戴帽子小學。」隨後，他將學生名冊、教科書和一盒粉筆塞到我的手，安排我上初中班的語文課。

我的粉筆生涯就此開始，三年裡，雖有個別同事暗算我，但朱校長一直護著我。我教的初中班，幾乎所有的學生及其家長，都跟我相處得不錯。（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