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導演葛靜文歷時7年 拍攝台灣紀錄片看不見的國家

台灣紀錄片「看不見的國家（Invisible Nation）」由美籍導演葛靜文（Vanessa Hope）與丈夫Ted Hope、團隊從2016到2023年拍攝台灣民主政治歷程，長達7年，在台灣記錄下台灣民主重要里程碑的時刻，紀錄片更從台灣第一任民選總統開始、太陽花運動、SARS期間遭WHO漠視、通過同性婚姻以及香港雨傘革命等，將台灣複雜的民主進程，以及台灣人的民主自由精神，清晰的舒展在觀眾面前，在影片播放中，更有觀眾感動得頻頻拭淚。

美籍導演葛靜文1995年時因學術研究專案到台北，意外目睹到台灣政權民主輪替，親身經歷1995年中國發射飛彈歷史事件，以及1996年前總統李登輝當選台灣首任民選總統，她拿著跟中文老師借來的攝影機，拍下台灣民主的歷史畫面，這也成為她日後製作「看不見的國家」台灣民主紀錄片的開端。紀錄片中，仍可見當年她使用借來的設備拍下的珍貴歷史畫面。

葛靜文分享，台灣民主化的歷史深深吸引著她，她認為這段民主的歷史其實非常近，因此在台灣，人們對民主的重要性有著強烈的認識，而這種認識在美國並不多見。但現在人們開始更加認識到這一點，因知道面對的威脅將有多大，美國的歷史並不完美，至今仍有奴隸制和種族主義等。

2016年1月，葛靜文認為台灣人民可能將選出第一位女性總統，為此她加入了一個國際代表團來監督選舉是否自由公正，並與當地的攝影團隊一起拍攝。當前總統蔡英文當下宣布當選的那一刻，葛靜文就在選舉造勢現場，她看到螢幕上閃爍著「我們是台灣人」，她內心出現了一個聲音，「這裡有一個非常巨大的故事，而我對它的理解還非常有限」。「看不見的國家」紀錄片在她的內心開始轉動。

談及採訪蔡英文的一個小故事，葛靜文遞交採訪申請，被告知申請皆需等候六個月，之後她受總統辦公室邀請回到台北，但辦公室仍無法保證能安排其與蔡英文的見面。就在葛靜文回美前一天，兩方團隊在討論時，蔡英文走進房間，聆聽幕僚的簡報後，走回門口，並回頭點了點頭，就關上門離開，那一刻葛靜文的團隊非常興奮，因為她們知道，那是代表著「Yes」，團隊都非常激動和鼓掌叫好。

總計葛靜文的拍攝團隊跟隨採訪蔡英文五到六次，期間跨越2017到2019年，每次拍攝行程結束時，總統辦公室團隊皆同意安排一次專訪，葛靜文說到，「我們非常幸運能夠有這樣的採訪機會」。並說到蔡英文有非常溫暖的一面，讓拍攝團隊進入她的家，能看到她與她的貓、狗在一起的樣子，蔡英文也有非常總統的一面，在總統府大樓裡拍攝時，蔡英文的冷靜、聰明、理性和踏實，令她印象非常深刻。

在台灣拍攝紀錄片時，她跟著陳菊回到當初被羈押的監獄，陳菊在戒嚴時期為民主和人權而奮鬥，向拍攝團隊展示了她曾被關押的牢房，影片中陳菊在打開牢門時，甚至眼泛淚光。葛靜文說：「那真是令人動容，看到那些被殺害者的名字牆，我覺得無法完全在電影中傳達那種感受，或者說，永遠都無法做到」。

葛靜文說，觀眾經常詢問，他們可以如何支持台灣，還能做些什麼事。她表達立場，並不是要反中，只是希望台灣能有自己的聲音和地位，身為電影製作人，希望能與更多人分享台灣的故事。

葛靜文的先生Ted Hope是一位資深的好萊塢製片暨發行人，曾與李安合作多部電影，「喜宴」獲得柏林影展獎項時，成為台灣報紙的頭條，Ted同時看到在頭條的下方，是中國對台發射導彈，他當時覺得兩則新聞的先後放置位置不太對勁，如果是他，會把發射導彈放在頭條，而非是「喜宴」獲獎，他在那時心中就想造訪台灣，多年後，他真的來到台灣。

來到台灣的Ted深深感受到台灣濃厚的人情味，只要站在路口看起來像個遊客在找路，就會有路人來幫忙指路，詢問是否需要協助，「在台灣，總感覺人們願意幫助我們」。在影片最後編輯期間，葛靜文甚至打電話給Ted說，「我覺得我們應該辦護照搬去台灣，我交了很多新朋友，我愛這裡的人。」

Ted表示，電影已在影展巡迴一年，進行戲院放映，將這部紀錄片帶入學校以及不同會議中放映，這都是整個社群的支持，他與葛靜文每每在電影播放後，感受到觀眾強大的情感回饋，觀眾對於故事內容的感動，很多美國人看了這部電影後說，「我不知道我多麼需要這部電影，直到我看到了它」。

今年台裔導演江松長所執導的紀錄片「金門」以及王湘聖製作的「奶奶跟外婆」短片皆獲得奧斯卡提名，台灣元素短片或有機會得到評審青睞。Ted說到，獨立電影要獲得奧斯卡提名是非常難的，但仍有機會做到，希望能繼續保持目前宣傳的勢頭，一步一步繼續前進。

Ted提及因拍攝紀錄片的議題敏感，導致進入主要影展顯得比較困難。現階段他採取區域性影展小規模地開始宣傳，慢慢地透過口耳相傳來擴大影響力。目前「看不見的國家」逐漸在小型影展中嶄露頭角，Ted說，「所有事情都需要有人首先站出來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