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裔傳統月／《芳華》作家嚴歌苓：筆下探索的是自由

今年年初，記者從微博看到有位在美國的創作者寫：刷到朋友的照片，才發現「女作家」在2023年就發了新書，是自己在德國成立的出版機構所出，據說是這麼多年來「最自由的創作」。

而後又有一位追隨者眾的讀書博主轉發：看了這條才得知「喜歡的作家」的近況。她的百科詞條已無，然而作品的詞條仍在，她編劇的電影「金陵十三釵」只剩下劉恆一位編劇，「芳華」乾脆就沒編劇。作品尚在，但作者佚名。

若不是看到她作品的名字，可能記者還要花一些時間去想他們指的「女作家」、「喜歡的作家」究竟是誰？在4月紐約的一場公開活動中，嚴歌苓用「在他們給我『拉黑』以後」，來指她兩年多前為鐵鍊女與新冠疫情等中國時政問題發聲之後的境遇，而「拉黑」這一生動和口語化的詞，博得了現場一陣大笑。

「想要自由 甘蔗就不能兩頭甜」

整整一個4月，定居德國柏林的嚴歌苓攜新作「米拉蒂」，開啟了在美國各地的宣傳之旅，每一場活動都座無虛席，甚至因為人數過多，部分觀眾被安排到其他的房間，透過大屏幕看直播。與此同時，提問者們充滿熱忱，文本與藝術的創作者，更好奇她的創作心路與文學上的「煉金術」，而理工科或普通的讀者，則有感她的「真誠」與「幽默」，有的甚至緊拽此次機會，將創作癥結、人生的大哉問等依序發問，「嚴老師，我有四大問題」，極想一舉而得到終極的答案。

她的美國外交官丈夫王樂仁(Lawrence A. Walker)，也在每一場活動陪伴左右。他被她稱為「如今所有部門的老總」，身兼出版人、財務總監、公關、音樂劇製作人等數職，她在台前、他在台下，一摞子有待簽售的新書之後，活動間，兩人不時有眼神或言語的交會。

和以往出版社至少有十幾人來安排，而她只需亮相、說相對短促的場面話相比；嚴歌苓說，如今放棄每年幾千萬人民幣的中國國內版稅，而得「自己搖著貨郎鼓走街串巷，擺攤賣自己的書」，這對於清高的知識分子來說，確是有些難為情的。

「哎唷，我就覺得好苦，圖什麼呢？」她在活動中說：「就圖了自由了，我這是自作自受、求仁得仁。就是這麼一回事。你想要自由，甘蔗就不能有兩頭甜」。

《第九個寡婦》寫土改 下筆沒有顧慮

除了新書發表會外，4月上旬，在曼哈頓中城一家表演藝術劇場，由嚴歌苓小說「扶桑」改編的同名音樂劇進行了兩場結合音樂的業內劇本圍讀，這是她的作品、也是華語小說首次被改編成音樂劇。在兩場圍讀間隙，我們得空在一間極小的房間，採訪了嚴歌苓。

和紐約其他兩場活動一樣，她束起頭髮，戴著黑框眼鏡和匹配衣服的飾品，穿雅緻的及膝連衣裙和高跟鞋，看上去神清氣朗，體態端正。談話間，有「對伐」、「喔唷」、「曉得」帶有滬語的表達不經意地露出。面對多台相機時，她從容自然；不過她也說，實際上她很緊張，這要是在中國國內拍照，她要先喝一點酒才能放鬆。

在中國反響最大的那幾年，嚴歌苓的小說可以賣上幾百萬冊，作品和劇作頻繁被改編成名導們的電影，張藝謀還與她簽署了作品優先權，只有他決定不拍時，才將改編權再予他人。這讓人誤以為她已經習慣也可能享受聚光燈下的聲名，以至也會讓人有些難以追溯：在探索自由邊界的過程之中，她是如何在兩年前決定按下發送鍵，然後不可逆又更極致地走向另一種生活。

「我覺得我的作品一直以來所探索的東西實際上非常連貫，那就是『自由』，」嚴歌苓這樣回答：「就是你想失去多少表達、思考、言說、討論的自由，作為一個有豐富思想與感情的人，自由在一點點失去的話，對我來說很不舒服。」

「我也知道是什麼後果在等著我，但我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因為我前面所有做的事情、所有的作品中，已經逐漸慢性地在走向這一步，每一次可能都是在用我的故事、我的人物在講我自己追求的東西，我已經把所有的都已經告訴我的讀者：我為什麼會最後走出這一步。」

嚴歌苓憶述，2005年，她隨丈夫外派到了非洲，那片土地的飢餓、苦難、腐敗與政府的不作為，這樣的普世與共通性，使她開始寫以中國土地改革為主題與背景的「第九個寡婦」。

「土改在紅色中國的歷史上非常重大，是顛覆性的巨大運動，我那時候也知道，這本小說不被出版的可能性很大，」嚴歌苓說，但她下筆時並未留情，也沒有顧慮，完成後被兩個雜誌退稿，已經做好了在台灣出版的準備。

「《芳華》是我最誠實的一本書」

2011年，對她最重要的作品、也是她公認的代表作「陸犯焉識」出版，她以自己的家族歷史為摹本，以「我祖父」為主人公，講述了他作為政治犯在文革時期的勞改生涯，也反映一代知識分子在紅色風暴中被摧殘的命運。

她清楚這一本書「他們不喜歡」，而編輯會有一些刪改，但她並無回看自己文本的習慣，對於何處有刪改，若不是編輯告知，也並不知情：「我想，編輯一定會把一些東西改掉，但我不願意去看這種東西，看了以後會非常影響我和他本人的關係」。

到2017年，她在數次採訪中都提及，「芳華」是她「最誠實的一本書」，她深挖，也寫了許許多多內心的東西。當時她寫主人公劉峰，看見一群著軍裝的越戰後的殘疾老兵在街上乞討，當她得知被改成「一群殘廢兒童」時，「我就鬧了，我說(書)不出了，但我想到我的編輯也很辛苦來編這一本書，這也不是他的過錯，也不是他不想保留小說中每一個原來的文字」。

當然這些反應和追求，並非首先是為了政治訴求。數年前，她曾在紐約時報的訪談中說，她是為藝術而非政治訴求來書寫歷史。此次她也在訪談中重申，藝術和審美要當先，「我沒有把政治和說清歷史真相放在重要的位置，而是把藝術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這是小說特色的第一位」。

當有一些故事多年在她腦海裡揮之不去，並且經過她的成長、閱讀、和閱歷仍然健在與茁壯，她便不得不寫，只是這種優秀作家對於捕獲故事的本能與直覺，是不可能以失去自由和自我審查而作為前提。

「哪天我也自我審查就壞了」

在新作「米拉蒂」中，她寫主人公米拉蒂的父親米瀟，在接受多年的紅色洗腦後，進入80年代那麼一瞬創作的自由，卻反而覺得自己已經無法創作，這和她的作家父親蕭馬有某種相通，他曾痛苦地向嚴歌苓提及，自己在政治指導的氛圍中已經被掰扯成某種形狀，很難再跳脫出來。

「哪一天我的腦子裡或是下意識裡也出現了自我審查，那就壞了，悲哀都來不及，創作出來的東西一定一塌糊塗，那趁這個沒有出現與滋長，我就趕緊寫了『米拉蒂』，」嚴歌苓說，「沒有什麼比自由創作更重要」。

而此次她攜「米拉蒂」，似乎又到了一種全新的自由天地，這是她第一本沒有審查的書，寫起來自由灑脫，言語之間也更加嬉笑怒罵。

而另一方面，用「不說」來保全，似乎也愈來愈難過她自己的關隘，「我要完成自己的人生完整度。不說的話，我就不喜歡自己了。我的選擇是每年上千萬收入不要了，財比我痛痛快快做人，次要很多。」

而結果正如她所言，是「求仁得仁」，上了黑名單的同時，也是自己為自己買下了更多的「自由」。

與此前出版商絡繹不絕的邀稿而盛情難卻相比，近一兩年，她有了更多發心於自我的新鮮嚐試：她開始回頭寫短篇小說、嘗試創作話劇，她已經為女兒寫完一本以中國一胎政策為主題的書，也正在考慮延安整風和京劇的題材，有機會與投資資金的話，她還可能嘗試拍自己的電影，「我現在沒有邊界(boundry)，」她說，「我唯一的邊界就是它必須有審美價值，它必須是文學的」。

「不寫是最大的敵人」

嚴歌苓曾經描述過她的個人寫作生活，她總是在早晨喝一杯濃咖啡，帶著狗出門跑步，隨後回家，開始寫作，一寫便是六、七小時。

現在在柏林，她仍是清晨一杯咖啡，而因為要學習德語，寫作縮短到了三、四小時。之後，則是每日不可少的運動鍛煉與閱讀。她對鍛煉有狂熱。而最近，她在讀艾未未的雙語傳記、一本心理學著作、以及許多劇本。

嚴歌苓用「private」（注重私人性）來形容她的為人與所代表的生活，比起走紅毯與新書發表會，她更喜歡與丈夫、狗和女兒泡在一起，而任何把她從寫字台前拉開的事務，她都特別恨，「每次走都要哭一場」。

坐到桌前，心沉下去，遁入自己的世界，對她來說，反而是一種清福，也是心靈的宗教功課。清簡與規律得甚至在常人看來有些無聊的日常，對她來說，是「有血有肉，有進有出」，是精神再健康不過的新陳代謝，也是自律與延遲滿足所帶來的自我愉悅與深層次的認同，「你想要現在感覺良好還是之後感覺更好，我都是選擇之後，我這個人，很難討自己喜歡，但這樣到了晚上，我就特別討自己的喜歡」。

這也讓人想起她12歲起、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擔任文工團舞蹈演員的經歷，從早上六點出操到夜晚熄燈號的吹響，她13年間的部隊生活，都富有嚴明的紀律和固定的安排，「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嚴苛的系統帶給我的一個很好的結果，我至今都不敢揮霍自由，自由也不是自我放縱。」她說。

「不寫是最大的敵人。」而當被問及對於年輕作家的建議時，她答。遇到寫作者的瓶頸時，她有時候也會硬寫，有一股勁兒，「我管它呢，就這麼硬寫下去」，這就像是跳舞，最開始拉腿時有些緊，但硬闖過去就全部鬆開，「你又獲得全部的自由的境界，然後再回來改這些硬寫的地方，就還是能闖過去。」

在世界日報專訪、紐約華美協進社(China Institute)以及紐約公共圖書館世界文學節(World Literature Festival)的三場活動中，嚴歌苓還提到了以下的寫作與人生關竅，她說她現在盡量樸素而誠實地寫，對自己的要求是「愈來愈真誠」，「真誠會給妳直覺，而直覺會給妳指引」。

好故事像清雞湯 下筆要有共情力

記者（以下簡稱問）：您個人的體驗非常豐富，經歷了非常多的時代大事件。然而，對於我們這一代未經大事、自身經歷蒼白的年輕人，加上普遍蔓延社會的政治冷感與審查的限制，您覺得留給我們年輕人的創作空間，究竟在哪兒？

嚴歌苓（以下簡稱答）：我記得某人說過，我們正處在大變局之中。另外，現在我每天看的這些資訊裡面，中國大陸有幾千萬套房子正在被法拍，這幾千萬個家庭、個人是怎樣的一種大悲劇？他們的生活從一個穩定的、允許他們去積極進取的，變成了飄搖無定、相當叵測的動蕩生活，所以我覺得可寫的東西是很多的，只要自己去體察或設想。還有，你們正在戀愛階段，在愛情的大時代，在你一生當中的這20來歲，你想想每天都是驚心動魄的情感，這難道不是對一個女孩來說最大的事嗎？一粒沙子和一個恐龍蛋是一樣的完整，走向內心的路要比走向外部世界更漫長與遙遠，所以關注內心，你就會發現可寫的東西。

問：您的小說裡有很多細節，透露著一種不動聲色的悲天憫人，與此同時，我覺得一位優秀的作家又必須要能夠抽離出來的素質，通過冷靜的旁觀角度來講述一個故事，您如何平衡這一點？

答：我覺得這是一個職業素質，你既跟著你寫作的這些人物一起去感覺、憤怒、悲傷、歡樂，也要有布萊希特(德國反戲劇家、詩人)的這種抽離。大家都知道煽情的作品低級，所以就是一意識到自己煽情，你趕快出去走一圈，然後讓自己冷卻。到我這裡，有煽情甚至是太抒情的東西，我都會它們刪掉。濃是一位年輕作家肯定會有的東西，那情感的濃烈，但我爸爸是說，好的東西是像一碗清雞湯，你把所有的油珠都撇下去了，是濃厚之淡，一點油膩也沒有的那種鮮美，這是任何一種藝術家都想達到的境界。

問：您會提前寫大綱與布局嗎？您覺得一位作家必備的素質是？

答：首先我覺得我有足夠的經驗不用寫大綱。然後我特別相信創作當中有「一」。這個往前走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每一筆都藏著後面筆的若干可能性。第一句想對了，切入進去，就暗含著所有的發展。

一位作家必備的素質是悲天憫人，你對每一個人都有設身處地的共情與共感力。如果你只寫自己的困境、幸與不幸，那你只能活一輩子，寫一本書，或是只能寫日記、寫一本自傳，但是如果你對每一個人的經歷都有興趣，有共情力，都想去了解，那你就可以寫。我這個人就是爛好心，對很多很多人我都很同情，而同情呢你就想了解，一了解就發現他有個故事，所以這就是我覺得我寫不盡的這個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