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孫康宜從入籍美國 到救父之旅

1968年，24歲的孫康宜毅然赴美。曾目睹二二八事件現場、經歷白色恐怖的她，從備受心靈創傷的失語症患者，到獲選為學術殿堂的中研院院士，生命中充滿了跌宕起伏的故事。孫康宜歷經各種劫難與貴人，加上自我的積極振奮，終由深淵走向光明，自普林斯頓大學到耶魯大學，化育春風，桃李天下。

《奔赴：半個多世紀在美國》是孫康宜的回憶錄，記錄了其半生歷程，除如何面對人生困境，奮發前進，也留下學術研究、人際社交、家世考掘、日常生活等完整面向，以及與諸多學界、文壇的人物交往，諸如費正清、高友工、傅漢思、余英時、施蟄存、葉嘉瑩、張充和、白先勇、蘇珊‧桑塔格、露伊絲‧葛綠珂……等，皆為雪泥一痕時代鴻爪。雖題為「半個多世紀」，然而書中所聯繫的上下時間可達五代以上，允為一窺近現代的中西環境、政治演進、歷史脈絡的重要史料，並為中西學術及文化的交流，提供一個不一樣的視角。

以下節錄本書第三章「奔走於聖路易與普林之間」：

We are the echo of the future.

我們是未來的回聲。

——W.S. Merwin

1976年4月12日那天，我宣誓成為美國公民。當時我是普大的三年級博士生。當天一早，有位名叫Bonnie的同學(是日文部的博士生)特地開車帶我到Newark的聯邦大樓，為了陪我參加這個重大的入籍典禮。記得在典禮中，我百感交集，當我面對美國國旗，將右手置於胸部，開始發出效忠的誓言時，我居然激動得淚流滿面：

I pledge allegiance to the Flag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o the Republic for which it stands, one nation under God, indivisible,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

我宣誓效忠美利堅合眾國國旗和它代表的共和國——這個在上帝保佑下人人享有自由和公正的不可分割之國家。

傍晚，我又以極其振奮的心情趕到Gram的家中，告訴她有關我當天在宣誓典禮中的經過，聽得Gram高興極了。後來兩人面對美麗的卡內基湖，吃了一頓既安靜又溫馨的晚餐。

1977年元月間，我父母開始向臺灣的僑務委員會申請出國赴美探親。不久，我母親很順利地拿到了臺灣的出境證，但我父親的申請卻被出境管理局批駁。其實我們都心知肚明，父親之所以被批駁，當然與他曾經坐牢十年有關。然而，一旦接到這個壞消息，我感到焦慮萬分。於是我和欽次(編按：作者的先生)以及我的兩個弟弟開始合力籌謀，看看有什麼解決的方法。正當我們感到束手無策的時候，我的好友Lucy告訴我，有一個更好的辦法就是直接從臺灣的美國大使館為我父母申請「移民簽證」，然後再設法找臺灣政府機構的要人幫忙，看是否能重新申請出國許可證。如果幸運的話，最多兩個月就能完成移民和出境的手續。一時之間，我的內心又燃起了一線希望。

但4月初我突然接到從臺灣打來的緊急電話，說父親病危，已住進臺大醫院，據醫生初診，疑是肺癌，很快就要動手術了。接消息後，我立刻打電話給兩個弟弟，最後我們決定由小弟觀圻和我分道趕回臺灣一趟(很巧的是，當時正好加州柏克萊大學有一個職缺，他們請我去面試，所以我決定先飛往舊金山，等面試一過，再乘另一班飛機，繼續飛往臺灣)。

4月7日，我一早就登上了從紐約飛往舊金山的聯合班機(United 35)。那是我畢生最難忘的旅行經驗之一。首先，我因為父親病重而內心充滿了憂慮，所以我一上飛機，就開始默禱。接著我就聚精會神地奮筆疾書，準備為父母撰寫出一份強而有力的「移民簽證」申請書，希望不久就能提交給臺灣的美國領事館。所以，當時的我，頭也不抬地全神貫注，對其他的乘客完全視而不見。一直到中午時分，當飛機上的航空小姐端來午飯時，我才首次抬頭。這時，我發現鄰座是一位和藹可親的美國男士，他開始自我介紹，說他的名字是Carl。我說我的名字是Kang-i Sun。兩人就閒聊了起來。他告訴我，他從前上大學時，唸的是藝術系，最喜歡為人畫肖像，並說他很少見過一個比我更專注的寫作者，所以很想為我畫一張速寫的肖像，問我可不可以？我聽了非常高興，立刻說好。沒想到他只花了幾分鐘的時間就完成了一張素描，並加題辭如下：

United 35

New York to SF

7 April 77

Kang-i Sun

最後他還在那張素描的下頭題簽了他的名字Carl，接著就把那張畫贈給我了。在那一瞬間，我對這幅速寫肖像的最大反應就是驚奇！我心想：他怎麼能在短短的幾分鐘之內，把我那種心亂如麻卻又必須集中精力去完成某種任務的奮爭形象，畫得如此之逼真？

我一直很珍惜Carl那張畫，我把它命名為「救父之旅」。如今這張畫仍高掛在我的潛學齋裡。彈指一揮間，半個世紀就要過去。每當憶及1977年那段「救父之旅」的種種情景，依然歷歷如繪。

赴美簽證 一波三折

那次回臺灣是我來到美國九年之後，第一次回去探望父母。在那段離別的歲月裡，父母已從中年漸漸步向老年，且在飽受磨難的生活壓力下，父親又面對嚴重疾病的挑戰。這些都使我心中隱隱作痛。幸而那次我與小弟觀圻可以趁著回臺的機會，好好地幫忙照顧病中的父親，也可以減輕母親的負擔(想到這裡，我必須向親人蔡洲夫婦〔即我的弟媳蔡真的兄嫂〕致謝，他們在那段期間很慷慨地讓我父母親——以及觀圻和我兩人——同時住在他們臺北的家，這樣我們就能方便地進出臺大醫院。這都讓我終生心懷感激之情)。 父親在臺大醫院開刀之後，醫師才發現，原來病人所患的是肺結核瘤，並非肺癌，這時大家終於鬆了一口氣。但醫生再三囑咐，父親至少要有一整年的治療和休養，才能完全康復。

父親手術後幾天(4月20日)，我拜訪了臺北的美國大使館，同時呈上一份有關我父母「移民簽證」的「初步申請」(petition)。沒想到那份「初步申請」當天就被批准了。他們特別強調，作為一個美國公民，我完全可以利用「直系親屬」(immediate relative)的關係來為父母申請移民的身分。父母一旦拿到了出境證和護照，他們就可以正式向美國大使館提交申請簽證的表格和其他證件了。

然而，當時最傷腦筋的就是：如何能讓我父親早日拿到出境證和護照。總之，我決定在返美之前，無論如何一定要幫父母重新申請出國，並以父親必須到美國養病就醫為「探親」的重要理由。當時我們曾先後得到了高雄煉油廠董事長胡新南和國光中學校長王琇的幫忙，他們兩人都很贊成家父要到美國養病的計畫。而且家父秉性剛直，責任心重，在高雄油廠國光中學任教多年來，早已有了「模範老師」的名譽，所以他們也特別同情我們家的處境。有了他們的強力支持，我父母不久又重新向中華民國的僑委會申請出國。

但在我返美之前，還有一件事我非做不可——那就是，我必須造訪保密局的谷正文先生。那是因為，從前1950年1月間，谷先生就是親自到家裡來逮捕我父親、後來又害他坐牢十年的那個人(當時在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政策下，保密局和其他特務機構的人士都可以隨時逮捕任何政治上可疑的人，而且在逮捕人的時候，不必出示「逮捕證」)。然而奇怪的是，在那以後十年，當家父出獄之後，由於沒人敢聘用他，而一時走投無路的時候，谷先生卻又彷彿成了我們家的「恩人」。

訪谷正文 要個答案

且說1960年初，父親刑滿出獄，臺灣仍在戒嚴的非常時期中，人們仍如驚弓之鳥，所有學校和機關都設有「安全組」或保防秘書處，凡有坐牢前科者，均不敢聘用。所以當時家父為了求職，走遍了南臺灣，處處碰壁。幸而張綠水先生(即欽次的父親)當時是高雄煉油廠的高級職員，由於他的特殊關係，該廠的國光中學校長王琇對家父的履歷很感興趣，並主動要聘家父為國光中學的英文教師，然而無論如何也過不了「安全組」那一關，尤其因為該廠是國防重地，戒備特別森嚴。最後有位臺北的親戚自告奮勇，居然找到了從前逮捕家父的谷正文先生，請他幫忙。谷先生立刻發了一封信給高雄煉油廠的「安全組」，證明我父親當年被捕實為無辜受累等內情，才終於勉強過關。

1960年秋，家父開始在高雄煉油廠國光中學教書，我們才終於有了一個「家」的感覺。當時我才16歲，正在高雄女中唸高一。記得當時的我，內心一直圍繞著一個揮之不去的疑問：既然當年谷正文先生知道我父親是無辜的，他為何不放過他，卻判他十年徒刑，並將他掛上「叛亂罪」的罪名？心想，有一天，我一定要親自請問谷先生本人，希望能從他口中得到答案。

許多年過去了。1977年5月底，我終於得到了一個與谷正文見面的機會。那次是通過一位親戚長輩的幫忙，才與谷先生取得聯絡的。記得，那是一個大晴天的午後，我與那位親戚準時到谷先生的臺北家中拜訪了他。

剛抵谷先生的「官邸」，就看見有幾個憲兵在那兒站崗。我鼓起勇氣，坦然無懼地走進了他家的大門。不久，管門的人就把我們引進了客廳。只見谷先生已坐在沙發上等候，臉上落出微笑：「啊，孫小姐，妳還是沒變呀！妳的臉和五歲時完全一樣。」

「谷先生，您的記性真好。妳怎麼還記得我五歲時的樣子？」

就這樣，他開始述說有關1950年1月間，他到我們家來抓我父親的情景，當時我才五歲多。

我說：「谷先生，我聽家裡人說，我父親完全是被冤枉的。他是被我的大舅陳本江連累的。是嗎？」

「是的，我一直知道你父親是無辜的。」他慢條斯理地說道：「但當時被拘捕的年輕人實在太多了，他們大多是無辜的知識分子。如果他們真是匪諜，一定早就被槍斃了。所以，在那個年頭，只要沒有被槍斃，就算幸運了。我記得很清楚，令尊被捕之後，主要是因為他脾氣太大，當面頂撞我，絲毫不給我面子，所以最後才被判刑十年。其實在那以前，我曾經釋放了他。但他完全不合作，態度很壞，所以後來又被抓了起來……」接著，他就滔滔不絕地講起他當年如何勇敢地追捕許多匪諜以及嫌疑犯的故事，好像一幕幕活生生的往事又展現在他的眼前。

平庸之惡 令人深思

說真的，谷先生那天那種「說故事 」般的沉著與津津樂道的口氣，令我感到驚奇。當我想起在那個可怕的白色恐怖期間，居然有那麼多人無辜地受害，我就心如刀割(後來1995年谷正文先生終於出版了《白色恐怖秘密檔案》一書，算是他的回憶錄。但當我讀到他在序文裡寫道：「我製造『白色恐怖』，在臺灣涉及2000餘人。其中400餘人送軍法處理；有200人被殺了……」我依然心有餘悸)。

幸而那天我在谷家的訪問很快就轉換了話題。後來谷先生開始談到《紅樓夢》的翻譯問題，原來他對David Hawkes的《紅樓夢》翻譯本瞭如指掌，令我驚異萬分。他也談到白先勇的小說，稱臺灣有那麼多小說家，唯有白先勇一人堪稱作偉大的作家。那天，在我臨走之前，谷先生特別再三叮嚀，一定要留下我在美國的地址，因為他想寄一套白先勇的小說系列給我。

多年之後，當我收到谷先生寄來的《白色恐怖秘密檔案》一書時，我赫然發現書中有一章是關於白先勇的父親，題為〈三次制裁白崇禧致死〉。在那個篇章裡，谷先生完全是以「說故事」的語調來述說他從前如何為了履行一個「暗殺任務」，而努力策畫一連串暗殺白崇禧將軍的前後細節，讀來真令人難以置信。這件事很自然地使我聯想到著名的女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所提出的所謂「the banality of evil」(「平庸之惡」)的概念，她曾用這個概念來說明二戰期間一位納粹高級軍官艾希曼屠殺猶太人的基本原因。鄂蘭以為，像艾希曼那種具有「平庸性」的人，他們只為了服從上級的命令，而失去了自我思考和反省的能力，終於為世界帶來無法想像的災難。我想，在白色恐怖期間，許多沾沾自喜的迫害者或許也同樣犯了「平庸之惡」的毛病。此事值得令人深思。

且說，1977年6月中旬，我終於離開臺灣，又回到了美國。誰知剛回到普大校園之後幾天，就收到父親的來信，說他們第二次向僑委會申請出國的「申請文件」全部都被退回了，因為僑委會規定「在未滿一年之內，不得再申請出國」。接到這個壞消息的當天，我心裡又開始憂慮了。心想：在目前這種情況下，若和臺灣的僑委會再繼續折騰下去，大概只會浪費時間和精力而已，還不如另找其他可能的管道。

於是我帶著茫然失措的心情，就匆匆來到了Gram的家裡，看看她能想出什麼好辦法。最後，她決定要寫一封信給紐澤西州的美國國會參議員Senator Clifford Philip Case，因為Case 一向為人熱誠而有正義感，或許他能幫助我的父母順利地移居美國。

寫長信 求助蔣經國

果然，Gram發出那信之後，我很快就收到了Case 先生寄來的一封熱情而令人鼓舞的回信。當天Gram也同時收到了Case回函的影印本。在他的信中，Case先生再三地強調，他願意出面聯絡當時駐臺灣的美國大使館，請他們以最快的速度辦理我父母的簽證手續，所以他希望我能和他繼續保持密切的聯絡。他說，一旦我的父母拿到了臺灣的出境證和護照，請我立刻通知他。他還鼓勵我的父母一定要再接再厲(persist in their efforts)，千萬不要放棄申請，因為據他所知，曾經有一些人在多次申請被拒之後，最後居然順利得到了臺灣護照。

收到Case先生來信的當天(即1977年7月9日)，我立刻寫了一封謝函給他，並把幾個月前我到臺灣的美國大使館為我父母申請移民簽證的資料信息抄給了他。在那以後，我又與他通了幾次信，也曾多次接到美國領事Thomas F. Wilson先生從臺灣發來的信件，表示他也一定會盡力幫忙。在這同時，家父也與Wilson領事取得了聯絡，並答應一旦取得了臺灣的出境證和護照，將立刻呈交給美國大使館。

然而，要如何讓我的父母如期得到出國的許可證，還是一個令人頭疼的問題。後來我與大弟康成於7月16日合力擬了一封致蔣經國先生的長信，由我簽名，以航空掛號快信寄出。當時蔣先生是臺灣的行政院院長，大權在握，而且聽說他對海外學人特別友善，所以我們希望他能特准家父母出國療養。

但此信發出之後，如沉大海，絲毫沒有反應，心想那信可能被蔣院長手下的人給扣留了。有一天，正當我感到束手無策時，恰好我的導師高先生剛度假回來，說想與我見個面，也想討論一下有關我修改博士論文的進展。於是那天我就順便把家父母申請出國所遇到的許多挫折告訴了高先生。他聽了之後，當下就為我想出了一個辦法。他建議我立刻給芝加哥大學的余國藩(Anthony C. Yu)教授打個電話，因為他很可能認識一些政府要人，或許可以給我一些幫助。後來在電話中，國藩先生建議我寫信給文化大學的校長張其昀先生，因為張校長就住在蔣經國家的正對面，只要請他把我那封致蔣經國的信之影印本親自交給蔣院長，那麼事情就好辦了。

我是8月3日投書給張其昀先生的，不到一個星期之後就收到了他的回覆，說「囑交蔣院長一函已為轉成」。果然不久之後，家父終於在9月6日那天收到出境管理局寄來的「出境證」和其他附件，足見蔣經國已暗中助成此事。沒想到，興奮之餘，父親突然發現僑委會所核發的「出國許可證」(即收到的附件之一)早已過期。問題是，這麼一來，就無法到外交部申請護照了。父親只好請示出境管理局的人，不久就收到僑務委員會的10月5日回函，內稱「出境許可證逾期，應依規定重新申請」，並退還所有文件。

家父只好再一次上書出境管理局。不久就接到出境管理局寄來的10月17日公函，中謂：「台端前領核准出國文件(人民出國許可證)逾期，請……逕向本局服務中心第二號服務台(即僑務委員會服務處)申請換發。」接此公函之後，家父立刻從高雄乘車北上，於10月26日到出境管理局，就按指示把所有的證件呈上第二號服務台，以便辦理所謂「換發許可證」之手續。誰知那兒的辦事人員卻告訴他，他們並沒有「換發」出國許可證的條文，而且他的申請也已經被僑委會批駁了。後來父親又匆匆趕往中山北路的僑委會，經查詢之後，主辦人果然告訴他，他的申請確實已被批駁了。

那次父親真是乘興而來、敗興而歸。他只好到臺北火車站排隊買票，次日回高雄。回家之後不久，他就收到僑委會的公文說：「所請與規定不符，歉難照准。」而這次連那張逾期的「人民出國許可證」也給沒收了。

夫婿奔走 柳暗花明

至此，希望已完全斷絕。自從手術之後，家父的體力已十分衰弱，又經過申請出國許可證所遭遇的各種折騰，他已經沒有足夠的精力再應付出國的事了。那天(10月29日)正好是父親的58歲生日，他很感慨地寫信勸我們，說以後「這些事我們都不必再想它了，不用再提了」。

但我還是不到黃河心不死。心想，我必須立刻再飛回臺灣，看看還有什麼其他可能的途徑。正巧在這個時候，欽次突然接到公司的緊急通知，說他必須立刻前往泰國去解決一件有關海底隧道的工程問題。所以欽次決定在返程的途中，無論如何也要爭取到臺灣一趟。

後來欽次只能在臺灣停留72小時。沒想到他居然以一種馬不停蹄和速戰速決的方式，終於在11月16日那天，成功地為我的父母拿到了出境證和護照。欽次本來就是一個腳踏實地、意志堅強的人。但說來話長，那次他不知在出境管理局、僑委會和外交部之間，來回地跑過多少趟，付出了比常人多少倍的努力才終於完成了他的使命！幸虧他在臺北的大哥正太和小妹媖鶯等人也都能及時助他一臂。當然最關鍵的是，那次欽次很幸運地找到了僑委會服務中心的主任馬行公先生，並得到他的大力幫忙。奇妙的是，從他呈上自己的名片那一刻開始，欽次就得到馬先生的信任與支持。最後，馬先生請底下的人調檔，家父的全部檔案才終於水落石出，而一連串的手續也就很順利地辦成了。

這個突來的好消息，給我的父母帶來了意外的驚喜。幾天後，家父正式去信給領事Wilson先生，說他們已經拿到了臺灣的出境證和護照，並向美國大使館正式提交申請移民簽證的表格(Optional Form 169)和所有需要的證件。不久之後，他們就收到美國大使館來信，請他們到領事館一談。

後來我的父母是1978年1月2日(臺灣時間)那天正式取得簽證的。令人感動的是，當天我們(於美國時間1月4日夜間，當時我們正在聖路易的家中過年)就收到Wilson領事從臺灣發來的電報，通知我們這個好消息。不久，華府的Case先生也請他的秘書特地打電話到普大東亞系的辦公室留言，請他們轉達他的恭賀之意。至於Gram當時那種樂不可支的心情，也就不必說了。

感謝恩師 一生貴人

1978年2月3日那天，父母終於抵達美國。剛在洛杉磯機場進美國海關時，父親就迫不及待地打了一個電話給我。他說：「這真是虎口餘生，感謝你和欽次拯救了我們。」後來，在他從馬利蘭州寄來的信中又說道：「主藉你二人竭力奔走、歷盡波折，終於絕處逢生，蒙主把我們帶了出來！詩篇124篇7節：『……我們好像雀鳥從捕鳥人的網羅裡逃脫、網羅破裂……』」在一首打油詩中，他也寫道：「2月3日怎能忘／飛出天羅去地網……」

父母先飛到到聖路易城與欽次小聚(當時我還在普林斯頓)，接著就去密西根州與大弟康成夫婦小住，後來又到馬里蘭州探望小弟觀圻的全家。一直到4月間，在我通過博士論文答辯之後，父母才到普林斯頓與我相聚。記憶中，那大概是我這一輩子最感到輕鬆的一段時光。首先，我帶著父母參觀普大校園，走遍了每個角落。當時正是春天的開花季節，整個校園彷彿是個世外桃源。同時我也帶他們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參觀了與愛因斯坦有關的兩排相思樹，以及附近的愛因斯頓故居。我也特別帶他們到紐約與我的恩師許牧世教授和他的夫人譚天鈞醫師見面。但最重要的是，我的父母終於能在普林斯頓親自拜見了Gram(他們第一次與Gram見面是在臺灣，那是1970年的春季間，Gram特地去臺灣拜訪我和欽次的父母以及其他的家人。但那次Gram主要是為了認識我父親，想從他那兒得知他當年不幸坐牢十年的內情。在那以後，Gram就開始與家父通信不斷。沒想到僅八年之後，我的父母終於安全地移民到了美國)。

那是1978年4月間某一天的下午4時，我們準時到了Gram的家中。有關那次的相聚，我很難用語言來形容。那天Gram的孫女安妮(Anne Huntington)也在場，她特別將她剛「完成的一幅畫(題為「愛」)贈給我，以為紀念。總之，大家都興奮極了，似乎所有的記憶都突然浮出水面。我們坐在涼台上，一邊喝茶欣賞美麗的卡內基湖，一邊聊天，只見兩小時飛快而過，令人特別感到分秒時光的珍貴。最後，我舉起杯來，向Gram致上最高的謝意：「Dear Gram, we don't know how to thank you for all you have done to our family over the years. Your love is like sunshine that brightens everything.」(「親愛的Gram，我們不知如何感謝你這些年來為我們全家所做的一切。您的愛有如陽光，將處處照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