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與六度分隔

十年前一位朋友對我說：「你信不信，你與世界上任何一個人之間，只需通過最多六個人，就能聯繫上。」我心存疑惑，就有意抬槓：「難道我這平凡小民，只通過六個人，就能與剛登大位的習近平聯繫上？」朋友思索了一會兒說：「我知道你認識哥倫比亞大學的殷教授，他是從上海復旦大學來的，是吧？」我說是。朋友說：「殷教授在復旦大學多年，應該認識不少人，包括政治系的某位老教師吧？這位老教師肯定認識從復旦政治系起家的王滬寧。至於王滬寧同習近平是什麼關係，就不需要說了吧？如此說來，你與習近平之間，只隔了三個人。」

朋友解釋說：「這是六度分隔理論。該理論假定每個人平均認識二百六十人，那麼其六度就是二百六十的六次方，約三百萬億，遠遠超過世界人口總數七十億。這意味著兩個互不相識的陌生人，最多通過六個人，就能聯繫上對方。」從那時起，我就對這個理論感興趣，並從自己出發，試圖通過六個人找到與陌生人（如美國總統川普、北韓金正恩等）的聯繫途徑，居然屢試不爽。

後來我又想到，該理論是百年前提出的，近二十年來隨著互聯網的普及，人與人的聯繫更廣泛與方便，這是否會帶來六度分隔理論的革新？也就是說，不用六個人就能聯繫上陌生人？事實證明果然如此，我與李永明博士成為網友，就是一例。六年前我在《世界日報》發表一篇文章，並在該報網站同步上網。此文抒發了我對父母親的懷念，他們參與遼寧中醫學院的創建，培養了數千名醫學人才，卻在文革中備受摧殘，險些喪命。

文章發表後，我接到素昧平生的李永明博士的電子郵件。原來李博士是父母親早年的學生，現居美國，行醫之餘，致力於發掘針灸機理研究的歷史。他查找陳年文獻，發現我母親早在五十年前，就對針灸機理進行過開創性研究。不過我父母親都已故世，當年的同事也已星散，要深入發掘這段史實不容易。李博士知道我是父母親的長子，雖說依據六度分隔理論能找到我，可是要通過哪些人才能聯繫上我，仍是難題。他沒想到能在網上看到我的文章，直接聯繫上我。

通過網路，我給李博士寄去父母親的照片和我製作的PPT，詳細介紹了父母親的家庭背景、早年的求學與工作經歷，講述了他們在文革中的悲慘遭遇。我寫道：「我的父母親是平凡的知識分子，他們兢兢業業教書育人，培養了許多醫學人才。他們秉持科學道德、恪守做人良心的形象，永遠留在我心中。如果沒有在文革中受到摧殘打擊，他們是能夠在學術道路上走得更遠些、攀得更高些的。我希望父母親的悲劇再也不要在年輕一代知識分子身上重演。」

通過李博士，更讓我與父母親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學生們，建立了聯繫。一位學生給我回覆：「兩位老師在那樣的環境下還堅持搞研究，在科學領域不斷探索，並且有很多成就。我理解，他們是想抓緊時間，儘量減少人生的損失和遺憾。」另一位學生說：「現在我才明白，原來兩位老師有那麼坎坷的經歷，他們背著莫須有的罪名，像許多知識分子一樣，失去了人生最美好的光陰和事業的黃金期。文革的罪孽，給地球人留下了長久的災難，我們決不能讓文革悲劇重演。」

通過網路，我與李永明博士成為虛擬世界的網友。李博士讓我和家人得知母親的研究終於受到肯定。父母親雖已去世，這依然是對他們在天之靈的最好慰藉。（寄自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