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不知死，焉知生？

到歐洲旅行，漫步在教堂裡。走著走著，你突然覺得不太對勁，低頭一看，乍然發現自己正走在墓碑上，似乎在踐踏下方的長眠者。有些教堂地面每一塊石板都是墓碑，不想誤踩也難。這算不算冒犯？會不會引發下方屍骨的憤怒？

別想太多了，歷史文獻在在告訴我們，古代歐洲人去世前最大的奢望，就是被葬在教堂之內，根本不在乎誰踩在上面。中世紀早期的人們搶葬教堂，很快就把內部空間都占滿了，教會在六到十八世紀的一千多年中，不知重申了多少次：「除神職人員與少數德行崇高的貴族外，敬請大家多多選葬公墓。」可惜成效就是不彰。富裕階層不惜捐出生平積蓄，想盡辦法躋身「德行崇高」之列，相信若能長眠在聖堂之內，就等於拿到一張免排隊的天堂快速通行證。許多教堂如今已移除地下的古老屍骨，但重新鋪砌地面時仍保留了古代的墓碑。

「煉獄」的存在

逝者真的都上天堂嗎？古早的說法不外是「好人上天堂，壞人下地獄」，這種二分法似乎有欠實際，因為橫亙古今，大多數人並非全黑或全白。而且上天堂一定要經過受洗，未經洗禮的新生兒自動下地獄。不過有些人相信地獄外圍有兩個靈薄獄（拉丁文：limbus），其中一個專門收留未受洗的早夭嬰兒，地獄之火燒不到這裡，不至於讓他們受苦。

十三世紀時，天主教教會舉行了一場大公會議，正式認可「煉獄」（拉丁文：purgatorium）的存在。煉獄能淨化不黑不白的靈魂，有點像天堂的等候廳，等待時間依各人生前的表現而或長或短。煉獄的出現，在天堂與地獄之間開闢了一個新的可能，深深影響民間的思維。多數人們都相信自己去世後，將進入煉獄接受淨化，有朝一日還是能進到天堂。

煉獄像什麼？對它描述最詳盡的，可屬十四世紀但丁的《神曲》，但其內容僅歸於想像，並未得到教會的認可。中世紀畫家筆下的煉獄有時形同地獄，都是對靈魂施加火烤淨化的受難場。有趣的是，在中文裡，與潔淨有關的字幾乎都是水字旁，可見在我們的思維認知上，最能達到清潔效果的是水，但天主教文化認為火也是絕佳的淨化元素，還具有驅邪的功效，所以煉獄裡採用的是火而非水。其火焰白熾明亮，有別於地獄的紅火。

舉行彌撒，以縮短刑期

儘管煉獄不是地獄，但人們一想到火煉仍相當恐懼，而且神學家相信煉獄的時間概念不同於人世，他們採用各種深奧的算法，推算出一般人約需接受等同於幾百、幾千甚至幾千萬年的火煉。

這麼漫長！不能寬容一點嗎？可以。最有效的「減刑」辦法，就是尋求教會的大赦：人們可通過布施等慈善行為來縮短刑罰，也可要求教堂為自己舉行彌撒，或請人為自己的靈魂祈禱，甚至代為出發朝聖。前一篇文中提到攤販拿墳墓板當攤位，聽起來似乎對死者不敬，但古人自有一套雙贏的邏輯：小販要想安心在墳上擺攤，只要為墓中人祈禱就可以了，因為死者每賺到一場禱告，火煉刑期就能減短四十天左右，當然是多多益善！有錢的喪家常在葬禮當天發糧賑濟貧民，請受惠者替亡靈祈禱，頗有「我請你吃一頓飯，你用禱告來謝我」的意思。

古代的彌撒幾乎全與死亡有關。講究一點的，人還沒等到斷氣，便要求展開第一場「求情」彌撒，並在遺囑中明定自己過世後，教區每天應替自己舉行幾場彌撒（有時多達數百場，沒錯，每天數百場！分別在不同的教堂、不同祭台舉行），連續進行一個月、三個月、一年或數年不等。當然，彌撒、祈禱或朝聖都不是免費的，很多教士的經濟來源靠的就是這類活動。許多教區在十二到十八世紀間都經歷了一段鼎盛時期，常人若走進教堂，便可見到四下處處設有祭壇，神父在前方喃喃唸誦禱詞，通宵達旦為許多亡魂舉行彌撒，有時甚至進行輪班制。

你可能會想，這麼多彌撒只有富人才負擔得起，那其他人呢？一般人的確沒有這種財力，但許多職業都有類似同業行會的組織，如船業行會、金銀器行會等，成員過世時，行會便集結群力，一同為亡魂群禱、出資舉行彌撒，多多少少能縮短煉獄的火刑期。至於不屬於任何組織的農人或窮人，那……他們就只能好自為之了。

十四、十五世紀以後，「大赦」的概念逐漸和教士銷售的「贖罪券」結合：只要你捨得花錢，就能購得教會頒發的贖罪券（造型有一點像「好人好事獎狀」），即便一輩子胡作非為，死後還是能夠得到拯救。照這樣的邏輯來看，有錢人在彌撒、祈禱的幫助下，應該很快就能上天堂，煉獄裡大概只剩下一群可憐的窮人。這種現象讓很多教徒感到忿忿不平，指責富裕階層靠金錢脫罪，教廷藉機斂財，贖罪券因此成了宗教改革的導火線，並為未來的新教催生。

你今天思考死亡了沒？

今天的我們很難理解古人面對死亡的情緒。如今的醫學能治好很多病症，平時生個小病，一般人不至大驚小怪。但古人沒有這種奢侈的安全感，在抗生素與疫苗尚未誕生的時代，隨便一個感冒，一顆蛀牙都有可能致命，遑論死亡三姊妹──戰爭、饑荒、黑死病──的頻繁肆虐。死亡並非抽象的哲學思辨，而是隨時隨地能出現的實際威脅。換句話說，常人稍有狀況，自會想到身後的事。思索死亡、準備死亡也成了人生一大課題。十七世紀的智者就曾說過：「只有真正的朋友才會每天都對你耳提面命：你今天思考死亡了沒？」直到十八世紀末，仍有神父建議信徒應在臥室擺設一個骷顱頭，每日定睛正視，凝視死亡。今天的我們很羨慕在睡夢中過世的老人，說這是他們前世修來的福，但對於古代的歐洲人來說，在不知死之將至的情況下離去是很可怕的事，因為人們最怕死前沒有準備：亡魂若未曾接受臨終的告解與赦免，怎麼遵循正式管道進入彼世呢？

以往的人們多半在自家床上過世，街坊鎮民會跟隨神父一起進入彌留者家中，無論大人小孩，無論是否熟識對方，均前來與他道別，為他跪地祈禱。此時，垂死者的病房自動成為公開場合，不再屬於私人空間。民間向來認為死亡應是人們齊聚一堂的時刻，只有赤貧者才會孤苦伶仃地過世。直到二十世紀中期，一般民眾仍在臨終召集親友，在眾人的陪伴下與世長辭。

但從1970年代開始，死亡漸漸成了絕對的隱私，常人的臨終地點逐一從自家臥室變成醫院病房，禁止兒童出入，傳統圍床訣別的情景也越來越罕見。史學家Philippe Ariès提及這一現象時，把「如今的死亡」喻為「昔日的情色」：在過去，人們向來開誠布公地面對死亡，但只敢關起房門談論性事；今天的我們正好相反，情色是媒體百無禁忌的焦點，而死亡卻成了人人小心避開的話題。

台灣近年來出現了好幾位新作家，他們破除長久以來的忌諱，從醫護長照、心理、殯葬、靈性的角度重新思索生與死，力圖瓦解現代人避而不談死的現象，並相信只有準備死亡才能活得更認真。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種積極心態與古代歐洲人的哲學觀不謀而合。（寄自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