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行道上的繪畫班(上)

在與舊金山相鄰的聖布魯諾市的商業區逛，路過一個名叫「皮諾的調色板」的畫家工作室，是上午九點多。工作室門前的人行道上，擺上相當於乒乓球桌一半的大桌子，四周放上十二張折疊椅，每一張椅子前的桌面，放一個小型畫架以及畫筆，我以為是兒童的繪畫班開課。轉了一圈回頭，椅子已坐滿，都是成年人，年齡從二十多到五十多，男女各半，各族裔都有，一律繫灰藍色圍裙。課在進行中，人人全力以赴，務必使繪事值回票價。

靠近門口處站著授課老師，三十來歲的白人，長髮和落腮鬍顯示藝術家的不羈，花襯衫加夏威夷流行的花環表示喜慶，和學生一樣繫上圍裙。他旁邊的三角架上立著一張風景畫，畫面居中是溜圓的紅太陽，太陽左側是一棵大樹，上半布滿雲彩，下方是池塘，水下是樹及雲的倒影。它就是學生正在臨摹的範本。

我站在旁邊看。這一課學的是水粉畫，學生們跟隨老師進入第一道工序：塗灰藍色於上方的天空和下方的池水。先前搬椅子和擺畫具的女子是老師的下手，她負責給各人分發紙盤子，這就是調色板，灰藍色顏料放在紙盤子上。顏料是按照工序發放的。

老師站在示範畫旁邊，一邊揮筆一邊講解。如果學中國畫，「用筆」是第一位的基本功，老師會教入門者握筆、運腕、描線；但學西洋畫沒這講究，隨意塗抹就行。瀏覽一番，感覺全體水準整齊，都是初學。我站久了，怕被懷疑為「偷師」，走到對街，在店鋪前的長椅上落座，距離遠了一點，但可見全貌。陽光正好，大街空寂，疫情肆虐兩年多，商業活動的元氣沒有恢復。

老師拿起畫板，把它顛倒過來，學生們學樣。我差點驚叫：真巧。這一刻觸動記憶，教思緒飛越到一九五七年的春天。

那時我上小學四年級，九歲。成年以後方明白，這是童年美好時光的終結。不久以後，教中國數十萬知識分子身陷地獄的反右派運動開始。幾乎與之同步，我家所開文具店規矩而安寧的運作，被「公私合營」的社會主義改造大潮吞沒。

一天傍晚，教我圖畫的黃淩霄老師神色端肅地走進文具店，找祖父談天。他二十多歲，國字臉，長相英武，皮膚黑紅，步履帶春風得意的氣勢。他上的課我最喜歡。他剛剛從肇慶畫專畢業，聽說水彩畫尤其出色，是本地少見的科班人才，擔任教師以後，雄心勃勃，要在美術教育方面幹出名堂。

他和祖父對坐在藤椅上，輪著抽「大碌竹」（用粗竹做的抽水菸工具），話題是我的前途。黃老師對祖父指出：「你的長孫有繪畫的天分，想不到呢。」祖父得意地說：「可不，這是他畫的。」他指著黏在牆壁上的關雲長說。我寒假時畫這關老爺，擠光一支水彩顏料才塗滿大紅戰袍。黃老師還對祖父說：「要對他實行重點培養，不額外收費，你給他置齊畫板、顏料和畫筆就行。」祖父連連道謝。

黃老師眼看鋪子外的街市，說：「我希望我手下出一個徐悲鴻或者高奇峰。」我躲在貨架後偷聽，樂死了。徐悲鴻的名字從書本看到，高奇峰這名字本來陌生，但一群小學教師進我家買文具，順便小坐聊到嶺南畫派，不斷提到他，還有高劍父。

黃老師次日在學校和我談話，定下時間：每兩個星期一次，去野外寫生。第一次，黃老師還帶來一個學生，年齡比我大，不是上六年級就是上初中，是黃老師從別處發現的好苗子。兩個少年隨老師，登上鎮外的虎山，在剛剛泛綠的坡上坐下，春風潮潤，身邊的灌木叢溢出野薔薇的芬芳。我的畫具都是祖父從貨架拿的。我和夥伴把畫板擱在膝蓋上，黃老師指著天邊說：「今天的水彩畫，表現的就是這些。你們看到什麼？」「是白雲，藍天。」「還有呢？」「是山。」「好，開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