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戴右派帽子的小右派(上)

一九五六年秋，我考入了江蘇省鹽城中學讀高中，這是一所江蘇省重點中學，學生來自鹽城地區七個縣市的佼佼者。

班上有一名同學叫馬松，當時他才十六歲半，是我們班上年紀最小的同學。這位同學性格活潑、思維敏捷、伶牙俐齒、敢想敢說。不像我這個出生地主家庭的落後分子，平時只能蝸著尾巴靠著牆，見人自覺矮三分，一天到晚沉默寡言。

考入高中的第二學期、一九五七年春，黨中央發動了一場運動，號召全國廣大知識分子大鳴大放，寫大字報，向黨提意見，幫助黨整頓作風，這就是著名的「反右派政治運動」。

當局規定：中學生以下不搞反右派，不過，幫助黨整頓作風，視同向黨獻禮，所以提意見必須進行。班上有一名共青團骨幹每天都督促同學們寫大字報，他一邊記錄大字報的內容，一邊還統計每人每天鳴放的數量，少放或不放就要受到催促。

我這個黑五類崽子根本沒有膽量向黨提什麼意見，為了應付骨幹的催促，不得不也放幾條應付應付，只不過跟在別人後面附和而已，什麼稀飯太稀、茶水不潔等等。就這樣還免不了遭到批評：不疼不癢，沒有質量！

馬松同學就不同了，他自恃貧農出生，又敢想敢說，加上他對政治比較敏感，因此他寫了「反對政陷害！」，貼在公告欄裡，字跡雖然歪歪扭扭，而且句子也不完整，但是相當鋒利。

因為鹽城地區在建政前是新四軍總部所在地，也就是落後的老革命根據地，建政後老根據地的貧窮落後狀態沒有變。針對這種狀況，馬松同學放了一條「我想自殺，可惜沒有大樓可以跳」，平時口中還經常嘮叨：一個學校兩個球，一座公園兩隻猴，一條馬路兩棟樓，一個警察看兩頭，實在沒玩頭。

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接近尾聲時，很多老師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其中有被關押坐牢的，有被判刑勞改的，有一名講歷史的秦老師就死在了獄中。

因為當局已經規定，中學生以下不搞反右派，所以沒有一個同學被戴右派帽子。馬松同學很高興，以為他真的幫助黨整風了，殊不知他這些語言行動，在他小小的年紀就為他自己埋下了意想不到的禍根。因為他所寫的大字報內容，已經被骨幹記錄到他的個人檔案之中，而且被黨委定為「內控右派」，其他人和他自己都一無所知。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以後，政治形勢愈來愈緊，執行政策寧左不右，中學生也不免遭到抓捕，班上一名徐姓同學，因為參加了某一個社會組織而被逮捕，後來死在勞改農場。一九五九年我們這一屆同學高中畢業，參加了高考。因為鹽城中學是江蘇省重點中學，教學質量很高，以往每年錄取大學幾乎百分之百。

可是，這一年我們班裡有三位同學收到了「不錄取通知書」。其中有我一個，我是班上數理化的尖子，可是出生地主家庭；另一名文史科的佼佼者韋某，他是富農出生；還有一名各門功課都很優秀，他就是貧農出生的馬松。這是本校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現象，很明顯，這不是學習成績的問題，自五七年反右鬥爭以後，當局錄取學生已經不按照成績錄取，而是用政治標準來衡量了。

大學不錄取，對於寒窗苦讀十二載的莘莘學子們，無不為之悲痛欲絕。面對失學的痛苦，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輕生，悲切切、慘兮兮。

我和那位富農出生的韋某，內心雖然忿恨異常，但還能強忍接受，畢竟自己出生於黑五類家庭，生下來就有罪。可馬松同學就不同了，他非常激憤地說：「我貧農出生，憑什麼不讓我讀大學？」在我和韋某的勸說之下，馬松同學勉強接受了這個現實。

三人就此分別，各自回到自己的家鄉謀生。他們二人來自農村，直接回鄉務農。我生在城市，求學不成，謀生也不行，沒有一個單位同意收留我，所有行業都是當局辦的，我的黑五類出生檔案，人到哪裡、跟到哪裡。苦撐了幾年無果，最後只好響應黨的號召「上山下鄉」，到農村去幹一輩子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