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面檔案亦有情

上世紀八○年代初，我大學畢業，被分配到鄉下中學，縣教育局的人事幹部說，昨天召開全縣教育工作會議，你們這一批新老師的檔案都給各個校長，你自己前去報到吧。當時我以為，個人檔案就是派遣證、個人簡歷之類。歲月流逝，閱歷增長，我才知道，個人檔案包羅萬象；而關鍵的檔案材料，與一個人的命運密不可分。

讓自己頗感欣慰的是，我早年非國家幹部的工資檔案，也為我後來的工資計算，帶來了新的機遇。我是七○年代初期的高中生，畢業後回鄉勞動，因各方面表現比較好，一九七六年下半年，公社裡創辦文化站，由公社黨委推薦，縣文化局下文，任命我為站長，要求半個月在生產隊勞動，半個月到文化站工作，算是半脫產幹部，工資補貼每月十五元。

第二年，恢復高考，我考試的成績雖不理想，但還是被一所師範院校錄取了。一九七八年上半年，我離開家鄉，進入高校學習。我的大學同學，大多當過民辦教師或代課教師，後來都計算了工齡；與之相比，我的文化站工作，不屬於教育崗位，不能算工齡，畢業分配後必須有一年實習期，工資也相應低一級。

九○年代中期，我被調進縣委所屬部門，改行成了公務員。數次與組織人事部門打交道後，有人告知，你那文化站的工齡可計算了，我就急急忙忙去詢問負責此事的幹部，人家說單單打個證明沒有用，得複印那時的任命檔和原始的工資表。

文化局的檔很快找到，複印以後蓋上公章，都沒花什麼力氣。可原始工資表，難以找到，頗費周折。最大的困難，是鄉鎮撤併多年，我老家原來的公社（後相應改成了鄉）沒有了，早已併入山區外的一個鎮。打電話問鎮辦公室，才知道我們原公社那兒一些重要的檔案已運到鎮裡，初步整理過了，「有時間就幫你查查。」

等了兩天，心急火燎的我又電話過去問，回答令我手腳冰涼，說沒有發現原來公社文化站的檔案，而原社址給了衛生院，還有一間小房子，堆放著一些無關緊要的材料，可以不歸檔的，「你要查的話，自己到老家那邊去看看，鎮裡有聯村幹部在那兒的。」他們認定「無關緊要的材料」，也許有我急需的檔案，那對我而言可是能發揮大作用的。

我沒有多考慮，請假回了老家。機會真好，那聯村幹部我熟悉，就是接我班的文化站站長，十幾年後的這時候他已是副鎮長。他很熱情，打開小房子，幫我一起尋找。裡面堆了半屋子的材料，怎麼找？靜下心來，兩人商量，就先在一個屋角，清理出一塊空地，然後一包一包、一捆一捆查找後往這邊放。

鎮幹部說的基本不錯，這些材料大多是六、七○年代的油印宣傳品、培訓班的學習資料、五類分子的檢討書、思想彙報、各個單位大隊上報的總結、報表等等，大多是無關緊要的。這些東西，下面的有些潮濕，發出了一股黴味，中間的有些被蟲蛀過，布滿洞眼。

查了半天，眼見材料要查完了，還沒找到想要的，我不斷地唉聲嘆氣。突然，副鎮長叫道：「這是一包工資表！」我抓過一看，報紙包的，用毛筆寫著「七○年代非正式幹部工資表」。「是它！裡面有嗎？」我一邊叫著，一邊撕開報紙，裡面有食堂、廣播站臨時工的工資表，最底下就是文化站半脫產幹部工資表，雖然紙張開始發黃，可年月、姓名、工資額、簽名，都比較清晰；從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七九年，齊全不缺，不單有我的，也有這位副鎮長當時在文化站的工資表，真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就是它，就是它！」我高興地蹦起來。再怎麼複印呢？山村裡可沒有影印機，難道還要借走，回城複印？嗨，還是副鎮長動對了腦筋，用傳真機複印。他會使用傳真機，幫著共複印了四張：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的一張，一九七七年一月和十二月的各一張，一九七八年四月的一張（記得四月我就進了大學，公社領導頗講情誼，還給了我工資的）。

這一趟，跑得太有價值啦！我不僅收獲了喜悅，達到了目的，更有了以後相應增長的待遇。有了原始任命檔和工資表的影本，關於計算工齡的申請表報上去沒幾天，人事部門就審批通過，給我加上兩年的工齡。

別小看這兩年，這是國家對我在基層文化站工作的肯定，既是政治待遇，更是經濟待遇：後來，工齡工資理所當然加了上去，每次工資晉檔與之前相比，都毫無懸念地提前兩年。最重要的還在於退休工資的計算，我總的工齡達到三十七周年，工資打九折，再算上獨生子女的零點五，就是九點五折；如果沒有那兩年，我三十五年差上幾個月，退休工資就要少零點五折，一個月一百多元錢，長年累月算起來，不是一個小數目啊。每每和老同事談起退休工資，我都要講起此事，感激還存放著的那包工資表，感謝這檔案給我帶來了好處。

以上個人的經歷，有關檔案的故事，使我對檔案有了一定的認識：一份份材料，一張張工資表，在檔案中是不可塗改的，是公正無私的，如同鐵面包公；而關鍵時刻，如同包公斷案，檔案亦是包含深情的，特別是在實施國家新的好政策時，檔案就發揮了它應起的作用，為一個人的命運打開了一扇新門，為一個人的未來展現了美好的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