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貴人

人的一生，碰到一位貴人都很難，我卻有幸碰到了三個。

一九八○年，我的依親之路翻覆，受到的打擊，讓我仆跌在窮山盡水中，不但失去了工作，身體完全破敗。而且這一切，絕對不能讓台灣的爸媽知道，他們會傷心擔心。

病了很長一段時間，沒有車，虛弱到無法坐公車，只好苦託一位親人帶我去看醫生，醫生說腎臟出了問題。還記得那一天，像片秋葉似地躺在車子後座，看著天外的藍天白雲，心中卻是暴雨雷鳴。我問開車的親人：「腎臟出問題是什麼意思？」正在開車的親人涼涼地說：「就換腎啊。」那一刻，我知道前面沒有路了。

蜷在床上的日子，衣食無靠，當時的墨裔追求者比爾，每天上班前，到中國城的小報攤買一份世界日報，特地替我送過來；下班後，再繞路過來陪我看六點鐘電視播放的「三人行」（Three Company）。就這樣子，緩緩慢慢地，我從泥淖爬了起來走了出來。當比爾告訴我，報攤老闆驚訝地問他「你真的看得懂中文嗎？」的那一天，我終於笑了出來。在那個懸崖邊的日子，世界日報充當了我與外界的聯繫網，堪堪地接住了我，成了我困苦環境中的一線生機，是我在異鄉遇到的第一位貴人。

一九八四年，我開始在大英百科全書做銷售，比爾那時已成了我的護花使者。

大學時讀新聞系的我，深深記得傳播行銷教授說過：「為什麼你走進市場會去拿可口可樂、百事可樂，對其他可樂卻不屑一顧？你真正知道配方嗎？你真的嘗過每一種可樂嗎？這是因為廣告在你腦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替你做的決定。這就是廣告的威力。」

既然知道廣告的威力，所以一進大英，我就向總公司申請自費在洛杉磯最大華文報「世界日報」，登了一個四吋寬六吋高的商業廣告。

美國公司紀律分明，同一家媒體，不可以有兩個廣告，因為我迅速走出了第一步，就此取得了公司中只有我可以在世界日報獨登廣告的權利。隔日見報的廣告，右下角附著我的半身照，讓我儼然成了大英百科全書在華語世界的代言人。

先生比爾辭去工作，和我夫妻雙打，他專精公司提供的英文社區客戶名單，我專門服務看到廣告打電話來探詢的華人客戶。這一路走了七年，世界日報的廣告替我們帶來的客戶，讓我和比爾養家活口，替我在美國的定居生涯打下了豐厚的根基，成了我的第二位貴人。

白駒過隙，鳥飛兔走。比爾在二○一二年因病離世，失翼的我牽扯著兩個女兒繼續往前，以為日子只剩奔波。二○一九年一場疫情，加州下了閉關令，所有想要關和不想關的心思事務，都被鎖在家中，動彈不得。

加州幾位熱心人士，開啟了線上學習的門禁。新詩、散文、科幻小說、小說實作，以前從未想到的學習殿堂，如今近在一指之遙；以往從未有機會接觸的文學大師，如今隔著視頻諄諄善導，如在身旁。這些機遇，讓我重拾年輕時寫作的愉悅。

寫作需要努力，更需要機會發表，世界日報的上下古今、副刊、家園、小說世界各個版面，揚起寫作班同學們的凌雲壯志。有努力，就有收穫，看著寄出去的稿子，變成鉛字登在報紙，群組中大家彼此鼓勵，互相恭喜，東西兩岸三千九百五十一公里的距離，因為世界日報，無縫接軌了。

我的際遇更是奇特。追找我四十多年的書友良姿，因為看到我被登在報刊的文章，終於見到面了。良姿五年級時看過我大學時期寫的文章，記在心頭，幾十年來到處在文藝圈尋找我的蹤跡，不知道我已離開寫作良久。當她在世界副刊看到我的文章，循線找了來，伯樂追尋千里，終於找到她的慢馬了。

而時光流轉，她當年崇拜的作者，如今成了寫作新人，她自卻已做了兩屆德州文友社社長，更是北美華文作家協會總會秘書長，在文藝的花園中播種撒苗，成了我寫作上面的老前輩。而失去聯繫近三十年、對我有一飯之恩的好友茱莉，也同樣地因為某篇文章找著了我。

世界日報兼容並蓄的各個版面，還替我打開寫作的雷達，在周遭臥虎藏龍的朋友中東聞西嗅，寫出他們的故事。七十八歲的楊敦平導演，居然因為我寫的一篇文章，和初中畢業後六十多年未見過面的至友聯絡上。他說：這些文章，讓他重新活了一次。

而重咬筆桿，再戰文壇的我，有了世界日報的加持，新作「台灣小妹，美國大姊」已經結集出版。在人生初老將歇的轉角處，再一次，世界日報替我打開了人生的另一個面向，成了我的第三個貴人。

人的一生能遇到一次貴人就很難得，我碰到了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