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村長

那是半個多世紀前的事了，如今除了他的家人，恐怕在當今世上沒人會想起他。

文革期間，我大學畢業，被分配到上海郊區的一所農村學校擔任教師。老村長第一次見到我時，雙眼盯著我看了好一陣子。那時從城市來工作的人不多，而身材較高的更是稀少，其實我才不到一米八十。

老村長是位校工，年過四十，工作賣力而寡言，他只有小學文化程度，但字寫得非常漂亮。五○年代初土改時，他參加了革命，被選為村長。我心中暗自計算，按年資來看，他應該是老革命了，那為何只是當了校工呢？

當時正值文革的高潮，學校裡的學生寥寥無幾，掌握校領導權的委員會要求教師更深入農村第一線，到生產隊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與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我被分配到兩個農民家庭，住在一家，吃在另一家，其中一家是老村長的兄弟。臨走時，老村長囑咐我要小心，因為他的兄弟頗貪財。

到了生產隊後才發現，我被安排在老村長的兄弟家吃飯，每月需支付十元人民幣，外加糧票。雖然十元一個月的伙食費不算高，但那裡的飲食簡直可以稱得上是當今減肥人的標準，蔬菜不含油水，更沒有葷。

有一天，我在吃過飯後才發現自己把帽子遺留在他家，回去取時，一陣香味撲鼻而來，飯桌上擺滿了各種美味的食物。原來他們家的正餐才剛開始。

後來老村長告訴我，他的兄弟拿著我的糧票到黑市上換取現金，對他們而言，十元的伙食費就像是天上掉下來的大餡餅。要知道，他們全家一年的年終分紅除了口糧外，現金不滿一百元。

終於熬到了學生「復課鬧革命」的時光，我可以回到學校的講台。老村長是校革委會的成員，相當於現今的校務委員會，他的職務是炊事員。伙食費差不多，但食堂裡經常有肉吃。

其實學校離上海市中心只有五十公里，我唯一感到欣慰的是能周末回家一次，與父母見面。當時，買麵粉是有定量的限制，上海人吃餛飩和餃子是一大節慶。因此，我買了餛飩和餃子皮回校，這使老村長非常高興，開飯時間他捧出香噴噴的肉餛飩和餃子，老師和職員們簡直歡天喜地。

有一天，老村長悄悄告訴我，他昨天去縣教育局取得教師的人事檔案，足足有兩大麻袋，用扁擔挑回來的，學校的造反派想要清理階級隊伍。通常「正規」教師的檔案保存在縣教育局的人事科，只有某某教師接受審查時，才能到那裡索取。然而，現在檔案被下放，這些革命委員會的成員隨時可以翻閱，製造「砲彈」。

從那時起，我變得更加謹慎，生怕自己的一言一行引起火星，點燃炸彈爆炸。當時的校長還在接受審查，而校長夫人則「靠邊站」，造反派找不到她的把柄，因此她還能上講台教書。當聽說檔案下放時，她坦然一笑說不如將檔案印成小冊子發給大家吧。

文革結束後，社會逐漸回歸正常，而教師的職稱和工資的問題變得格外重要。那時學校教職員工的薪酬制度可分為三大類，我們屬於領取國家工資的範疇，具有正式教師的編制；其次是農村老師，他們是初中或高中畢業生，被學校聘用，但收入相對較低；最後是一些拿著工分的人，類似於農村中的農民，他們的收入主要來自於原來所屬生產隊年底的分紅，另外學校會給予每月五到十元的津貼，他們不算在教師的編制之內。顯然，老村長處於最不利的一個類別。縣教育局分配給學校一定數量的轉正名額供教職員工爭取，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可惜老村長錯失了這次千載難逢的機會，原因是他的名額被別人「調包」了。

老村長一生勤奮守信，默默無聞，無怨無悔地執著於工作，憑藉著自己的良知辦事，堅守這樣的信念，幾十年如一日。任何一個社會，除了科學家、醫生、政治家、工程師，還需要千千萬萬的磚瓦，才能砌成大廈。沒有螺絲釘，哪來機器的運轉？老村長啊，在大洋彼岸，還有一個當年與他度過艱難歲月的人想起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