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肅反 (上)

一九五五年六月開始，中國大陸開展清查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簡稱「肅反運動」。

六月上旬的一天，我的上級貴定縣稅務局局長胡偉陵，代表組織突然宣布對我進行停職隔離審查。事後得知，一起被隔離審查的，還有同事郭孝先（解放戰爭時期在南京參加過國民黨憲兵隊）、楊昌奇（國民黨青年軍退伍人員）、李文虎（國民黨貴州省湄譚縣法院法官）等。顯然，開展「肅反」，是內部事先作了充分準備的。

被宣布隔離審查後，單位隨即派人拿了我的舖蓋行囊，將我關在城關區政府辦公室相鄰一間沒有窗戶、大約六平方米的黑屋子裡。

此時，我從貴州省軍區文工團轉業到貴定縣稅務局進入第三個年頭。一九五二年，二十歲的我以排級軍銜轉業到此，到任即被任命為貨物稅股股長（一九五五年改稱稅政股長），期間，又兼任城關稅務所所長與城關區市場管理委員會主任。市管會是稅務局下屬部門，主要管理當地菸葉市場的收購、分級和稅收。

菸葉是貴州重要經濟作物，也是貴州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貴定縣是菸葉生產、轉運、銷售集散地，市場規模大，僅市場管理人員就有一百二十多人。市管會的市場貨物交易和稅收憑證，以及發布的通知通告，上面都有我的印章。二十三歲的我，正意氣風發、滿腔熱忱，在這些骨幹崗位上，勤勤懇懇、力爭上進。

不曾想，一夜之間，昨日「座上賓」，淪落為今日「階下囚」，我怎麼突然就成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突如其來的大禍，瞬間將我擊倒。我迷茫、恐懼、悲痛，百思不得其解。

被軟禁後，小會、大會的批鬥接踵而至，多半是局長胡偉陵主持，反反覆覆，要我交待在「海岱中學」參加國民黨「青年救國軍」（亦說反共救國軍）的問題。我這才明白事情的緣由，可是，在海岱中學時，我壓根就沒有聽說過「青年救國軍」這個名字，自然沒法交待。

胡偉陵是江西景德鎮人，曾任小學教師，一九四九年參加革命軍事大學後，西進來到貴州。「肅反」運動中，胡表現極左，看得出來，他是下了決心要攻破我這個「堡壘」。

因為白天上班，批鬥會多半在晚上進行，參會人員為本單位幹部。在胡的指揮下，批鬥會採取「車輪戰」疲勞轟炸。參加批鬥我的人輪流休息，而我，卻必須一直站著。

也許我畢竟曾任單位中層領導，又是學生出身的軍區轉業幹部，因此，針對我的批鬥還算「文明」，只是逼供，沒有大動拳腳，而其他被批鬥的對象就沒有我那麼幸運。事後聽說，郭孝先、李文虎被打得最厲害，不僅拳打腳踢，還用鞋底子抽大嘴巴。其實，他們的問題，早在貴州解放初就作了交待，作為歷史反革命，他們是在勞改農場勞改釋放後，回稅務局工作的。

雖說對我沒用暴力，但長時間罰站，也令我難以支撐，尤其是精神上的折磨，給我內心帶來難以言表的痛苦。儘管如此，我咬緊牙關，堅決否認參加過青年救國軍這個「莫須有」的罪名。

小範圍批鬥沒有結果，為壯大聲勢，胡決定在貴定縣城關區政府機關組織批鬥大會，參會人員除了稅務幹部，還有區委、區政府幹部，約上百人參加，由區委書記梁登峰唱主角。至今，我依然清晰記得，批鬥會上，梁趾高氣揚，聲色俱厲，點名叫我交代參加反動組織問題的嘴臉。

梁河南人，三十來歲，地主家庭出身。那個年代，凡出身不好的，多半「極左」，這是共產黨中普遍存在的現象：「左比右好」，「愈左愈革命」，而「右」，則是立場問題。凡出身不好的，最怕被說立場不堅定，因此，寧左勿右。當時，貴定縣幹部中，就有縣委書記王某大義滅親，親手槍斃地主父親的傳聞。

不間斷的批鬥，令我身心俱疲，精神錯亂。一時間，我甚至產生幻覺：也許我真的參加過「青年救國軍」。恍惚之間，憶起某次學校開全校師生大會，一位國民黨軍官講話，講話內容記不得，但記得講話時，提到國民黨高級將領孫立人的名字。我暗想，也許這次大會就是參加青年救國軍？

夜深人靜，我開始編造參加「青年救國軍」的交代材料，期望這樣，可以盡快結束這場噩夢。可是，我該怎麼編呢？既然參加一個組織，就得有介紹人，有時間、地點，還會舉行某種儀式，如此等等。絞盡腦汁，冥思苦想，卻愈編愈亂。我忽然警覺，牛頭對不上馬嘴的胡編濫造，一定會給自己招來更大的麻煩，一旦故事編出來，我參加「青年救國軍」也就成了「事實」，從此百口莫辯。不行！我決定寧可在痛苦中掙扎，也絕不編造假材料。

那時，我被看管得很嚴，連上廁所都有人跟著。每天，除了到指定地點打飯，其餘時間，只能在狹窄的禁閉室，面對空空如也的白牆。好在，雖然不允許看書讀報，我還有一本字典。於是，日夜翻字典認字，從第一頁開始，一個字、一個字認下去，打發難熬的時光。就這樣苦苦支撐了三個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