爺爺與外公(上)

光緒三十三年，也是公元一九○七年，我的爺爺出生在東北。外公比爺爺大五歲，出生在一九○二年的上海。

我對爺爺的了解，多半是透過他與父親的往來信件中得知的。爺爺有文化，字寫得好，一行一行非常清晰工整、嚴謹有力，每封信少則三、四頁，多則七、八頁。紙面乾淨大氣，內容一般是總結一段時間內的家事，讀起來也是十分順暢，在每一頁信紙的右上角還會註上頁數，所以不會搞錯。

除了信件，小時候還有一次記憶，就是爺爺從東北來上海看望我們，那時我雖然還很小，卻知道能千里迢迢從東北來到上海，是很大的一件事情。記憶中的爺爺儀表不凡，身體硬朗，身材高大，穿襯衫戴領帶，還有整齊的西裝外套；我還記得爺爺和父親父子倆開心的笑容，記得在虹口公園裡玩得十分盡興的那種幼小時的心情。

與爺爺不同，外公一生的穿著都是上海本地老底子的那種中式衣服，長角扣的對襟立領上衣，冬天裡的中式棉襖，褲子更老式，腰頭很寬很大，弄到前面後必須折疊起來，然後用腰帶圍兩圈在前面扎個結。我自小在上海外公的老宅裡出生並長大，熟悉外公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親眼看著外公自己編結腰帶，寬而長，束在腰上一定是舒服的。

與爺爺不同，外公沒讀過書，只認得自己的名字和有限的幾個字，體格瘦小，不善言辭，卻有耐力與耐心。作為長兄，外公年輕時賣掉一塊地後造起一棟大宅子，並養育了五個孩子。等我有記憶時，大宅子裡就是個大家庭，大門前兩旁也已造上房子住滿人，發展形成了一條弄堂，弄堂口往左又形成了一條小路，我們把它叫作「後弄堂」。後弄堂走到底，裡面一片居民區的人們天天出入行走的這條後弄堂，以及弄堂口的柴房，都屬於外公的地，地稅也一直由外公一個人在繳納。

戰爭時為了吃飯，外公去防線外背米，米沒背回來卻被打破了頭；去碼頭做工吃盡苦頭；後來進了棉紡廠，因為勤懇老實又本分，做工年份長，工資也漸穩定。再後來胃開刀，那次有三個人上手術台，結果只有外公一個活了下來。術後的身體做不了原先的工作，換了崗位便被降了工資，又因身體吃不消稍微早了點退休，又被降了一次工資，好在保住了勞保（即退休金）。文革期間大家庭也硬是被抄了家，外公最心疼的，是積攢下來打算分給孩子們的一罐銀元，被無情地拿走了。

外公最喜歡孩子了，八分錢的雪糕、四分錢的棒冰、牛肉包子、白糖花生，都是外公買給我們吃的，還買粉筆給我們學寫字。夏天的午後，兩顆大西瓜外公就用左右手捧著回來，烈日當頭下走在弄堂裡的樣子，如此深刻地印在了我的腦子裡。

扛過了歲月的各種運動風浪，以外公為主的大家庭其樂融融，兒女們各有千秋，孫輩們竿頭日上。而遠在東北的爺爺在戰爭時期和動蕩年代，和無數老百姓一樣，一直守在老家。

爺爺留下一張「我生以來歷史年月早見一覽表」，「早見一覽表」其實是日語，簡化圖表的意思。一張大表格是全部手工畫出來的，整齊得如同印刷品，表頭寫有「公元年」、「光緒年」、「年齡」和「備註」四列，寫著從一九○七年光緒三十三年一歲，到一九○九年改成宣統年，一九一二年又變成民國，然後是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期間有一九三一年二十歲時的九一八東北事變，一九三七年三十一歲時的七七事變，三十四歲轉去會計，三十五歲太平洋戰爭，五十歲時的積極分子、勞動獎章，五十五歲被下放等等，透過紙張都感受得到的世事無常、艱難歲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