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良的李同志

一九六六年八月，被後人稱為「血腥八月」，當時我的父親張迺棠是廣州市唯一的私人開業肺科醫生。父親在廣州市和平東路一幢四層洋樓的地下，自一九四九年從香港回來，就遵從人民政府的法規，開設了他的肺科診所；樓上三層，則是我們一家的住所。

血腥八月，批鬥抄家的風暴席捲全國，三間不同中學的紅衛兵連續幾天來抄家，他們從三樓騎樓上垂下了一條巨幅標語，上面是蘸滿了墨汁的大字：「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反動私人黃綠醫生張迺棠」。第三次來抄家的是廣雅中學紅衛兵，他們來到時，家中細軟、值錢的東西以及書籍、唱片等等，已被前兩間中學的紅衛兵搜括一空。小頭目老羞成怒之下，決定把父母和待業在家的五姊拉到大街上批鬥。當時我是廣州三中高中二年級的學生。幾天前，其他紅衛兵巳經在街道辦事處的協助下，在近和平東路口的橫街搭起了一座批鬥台，住在我家附近的資本家、國民黨殘渣餘孽、右派、壞分子，無一沒有被他們拉上台鬥過的。廣雅中學紅衛兵們用報紙做了三頂高帽，扣在父親、母親以及五家姊頭上後，押著他們向批鬥台走去。

我尾隨著他們走到街道上，腦袋一片空白，雙腳發軟；嶺南八月的下午驕陽烤炙肌膚，火燒火燎，柏油馬路上升騰著熱氣，感覺有如騰雲駕霧……。

突然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聽到一個聲音在說：「阿細（我的乳名），不要去看批鬥，回家等你父母、家姊返家。」我抬頭一看，是曾經住在我家隔壁派出所的警察小李同志。我茫然地望著他，看到他的眼神裡充滿了理解與同情。他繼續說：「無論發生什麼事，你都不要怕，你父親最終會無事的。快回家陪婆婆吧。」

我順從地返回家裡，抱著外婆坐在一片狼藉的大廳裡痛哭。事後有位街坊告訴我，在批鬥會上，有子女在台下的，都會被拉上台上，強迫他們批鬥自己的父母。

我剛上小學時就認識小李，那時他剛從粵北農村來到廣州，是個壯實的小伙子，人長得端正好看，一臉的憨厚神態。派出所就在我家隔壁，他和其他單身警察叔叔們，就住在派出所樓上的宿舍裡，我和哥哥們常跟他到派出所打乒乓球，他會向哥哥們借些小說閱讀。

一九六○年代市場缺乏肉類，街坊們都在天台養起了兔仔，兔仔除了繁殖多、長得快外，餵牠們吃草就可以了。那時市郊的農民，每天都會擔些青草在街上兜售，一大扎賣一角錢。爸爸在天台做了幾個大木籠，養了好幾窩兔仔。

我家的天台和派出所的天台是連著的，中間只隔了一道齊腰高的磚牆，我和爸爸在清理兔籠並給兔仔們添草時，遇到小李在天台上收晾乾的衣服，他爬過磚牆來看我們的兔仔。爸爸說送他一對白兔，他很高興，自己做了一個兔籠，這對白兔就在派出所的天台落戶，不久，就變成一窩白兔了。小李經常會交給父親一點錢，叫爸爸買青草時幫他買一扎，他把養大的兔仔宰了紅燒，分給同事們吃。

有一段時間沒有見到小李了，我爬過磚牆到派出所的天台一看，小李的兔籠空空如也。再見到小李時，他告訴爸爸，他因為接受父親的一對白兔而受到上級的批評，他已在回鄉探親時，把那一窩白兔帶去給故鄉的親人了。後來小李結了婚，搬到別處的警察宿舍，我們亦改稱他為李同志。

黃昏時候，紅衛兵押著耷拉著腦袋的父母、五姊返回家裡，後面跟著臉無表情的派出所所長和我們的專區同志，一個眼神陰狠的中年肥婆。父母、五家姊頭上的高帽已被摘除，只見媽媽一頭花白、五姊一頭烏黑的捲髮，都被剪刀絞掉，貼著頭皮是一些參差不齊的髮茬，襯著她倆呆滯的目光以及蒼白的臉色，慘不忍睹！

批鬥會過後，派出所所長和肥婆專區同志對父親說：由於父親堅持私人開業，是此次紅衛兵清理鬥爭的對象，五家姊屬無業遊民，他們三人必須在三天內離開廣州，回故鄉新會接受貧下中農的監督改造；而我和外婆，還有在衛生院工作的大哥、三哥，亦要搬離自家居住的四層洋樓，換成榮陽街一間沒有水電的小木屋。

我們聽到這個宣告，有如五雷轟頂，大家抱成一團嚎啕大哭。我突然間想起小李同志說過的話，就把在街上遇到小李的情景很仔細地說了一遍。爸爸說：「小李同志是懂政策的人，我是無罪的，我相信他說的話，但是目前風頭火勢，我們亦只好逆來順受，大家先避避風頭再說。」我們停止了哭泣，都望著父親。

在這至暗時刻，小李同志的一句話「你父親最終會無事的」，給了我們一絲希望，各人相互對視，沒有語言，但我們心裡已有了一個堅強的信念：活下去！

幾天後，我們一家各散東西，各人都盡自己的能力活著……。一九七八年，父母終於獲得平反，戶口遷回廣州，街道辦事處也把占用了十一年的洋樓交回給父親。小李同志，謝謝你的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