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親(下)

在貴陽，我們等到了抗日戰爭的勝利。但隨著國共兩黨內戰的日益緊迫，國民黨節節敗退，國民黨機關日益壓縮，大姊所在的貴陽稅務局要與昆明稅務局合併，這樣我們全家就得到昆明去。當時大姊的男朋友已去武漢，武漢又是我們的故鄉，於是決定放棄昆明，回到闊別已八年的武漢去。

這時再次面臨生離死別的問題。二姊和哥哥在貴陽讀的是國立戰時中學，不僅免交學費，而且吃飯、住宿也不花錢，好像還發衣物，總之一切全包，如果他倆也回武漢，大姊就得供養五人。為了生活，決定把二姊和哥哥兩人留在貴陽，母親、大姊和我三人先回武漢。當時他倆都只有十幾歲，身邊沒有了家長，母親當然是一百個不放心，但又別無他法。

當時從貴陽到武漢不通火車，我們坐的是長途汽車。汽車出貴陽，要檢查，全體乘客需下車，母親下車時不小心，從腳踏板上滑倒，整個人坐到了地上。母親坐車本來就暈車，摔跤後暈得更厲害，我們三個人買的三個座位，只夠母親一人勉強躺下，大姊和我都只能站在車裡。

也許是因為母親這一段心情極不好，放心不下二姊和哥哥，神志開始恍惚起來，說胡話。她躺在車上，兩隻手往外拉，老是重複這一動作，我知道，她是不放心留給哥哥的枕頭因為是棉花芯，她怕壓飭實了頭枕在上面會不舒服。母親大小便也失禁了，記得一次她拉了一褲子的屎，大姊便把那條褲子扔到廁所裡。

我們走一路母親病了一路，真擔心母親從此不再省人事，變成一個傻子。所幸的是，抵達目的地武漢後不久，母親身體得到恢復，又清醒起來。

回到武漢後不久，大姊結了婚。母親和我都住在大姊家，姊夫的大姊和母親的年齡差不多，也和我們住在一起。

幾年後二姊從貴陽回到武漢，我們搬出了大姊家，我們三人單獨過。之後二姊也結了婚，搬了出去，剩下母親和我兩人，平時我在武昌住校，母親一人住漢口。

多年來，在母親的思想裡，住女兒家是住在別人家，只有住在兒子家，才是自己家，她一直希望和兒子住在一起。哥哥在重慶結婚後，她想去重慶，我們姊妹也不好阻攔。母親把家中經過十多年顛沛流離後留下的一點可憐細軟，還有家譜，打點了一點行李，乘船前去重慶了。

本來母親還要把戶口也遷過去，還是大姊長了個心眼，說先過去看看，以後戶口可以寄過去。大姊擔心婆媳不和，也許住不長，下戶口上戶口是很麻煩的事。

結果，果不出大姊所料，母親在重慶住不慣，她和哥嫂三人擠在僅有十平米的小屋裡，沒有自己的床，只有晚上睡覺才將一塊門板搭一個臨時床，臨時床一邊搭在凳子上，一邊搭在哥嫂的床上，很不方便。另外母親與嫂子脾氣不合，心情很不愉快，老生悶氣，勉勉強強住了八個月，實在忍不下去了，還是要回武漢。原來在武漢，母親一人住一間近三十平米的大屋子，一個人清靜慣了。

打從重慶回武漢後，母親的身體大不如前。一九六七年，當我生下老二後，還在月子裡，母親便離開了我們。二姊來信說，收到我生了老二的信後，二姊問母親：「姆媽，您猜小妹生了個什麼？」母親自言自語說：「又是個姑娘……。」直到滿月後，丈夫才告知我母親去世的消息。（下）